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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42节(第2页/共2页)

果说中国平民还能躺平活下去,那么日本就是一个躺平就要饿死的国度,这样的日本自然让中国留学生大失所望,再加上日本平民战后对中国人的歧视心理,留日学生便普遍产生了反日情结。

    田均一只是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就诚恳的向林信义请教道:“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城乡差异的拉大,并维持工农联盟呢?”

    林信义思考了半天之后方才叹息道:“老实说我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最坏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减工人阶级的利益去补贴农民,这不只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打击了工人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意愿。

    我认为,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王朝是有优越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没什么优越性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甚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后退时,也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会退回到更为落后的封建王朝时代,因为红色权贵不会去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会按照血统论来统治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难以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只要国家这种组织形态还存在,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必然转变为国家所有,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窃取国家来夺取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而非削弱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必须有作为统治者的自觉,放弃了统治权力的无产阶级是没法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

    第509章 无产阶级的道德观

    林信义注视着田均一对城乡差异做了最后的总结道:“所以,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是维护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存在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工农联盟损害并妨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应当对工农联盟进行调整。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工农联盟会妨碍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农民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真正的阶级,地主也是包括在农民群体之中的。无地农民、自耕农、富农、地主都是农民,虽然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几乎是一致的。

    严格意义上的工农联盟,是指工人阶级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建立起来的联盟;广泛的工农联盟,则是反抗资本和地主压迫的工人、农民的联盟。在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建立的革命初期,广泛的工农联盟是稳固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资本和地主被击败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分歧就出现了。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则放大了这种分歧,工人希望把整个国家都纳入到公有制经济当中去,消灭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但需要有先后,毕竟工业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但农民的利益诉求却和工人不同,在那些距离工业城市较近的乡村,他们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所以想要脱离农业成为城市的一员;而远离工业城市的乡村,获得了自己土地的农民则希望继续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解决自家的温饱问题,或者再进一步蓄积土地,让自家成为新地主,也就是致富。

    因此,对于掌握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新时期的工农联盟就应该及时的做出调整,不能再把广义的农民群体当成结盟对象。那些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在这一时期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对象,他们也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只不过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依然能够回到无产阶级中来。

    我现在所担心的,不是劳工党所实施的政策有害于农民群体,而是劳工党失去自己的阶级立场,在革命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为了形式上的工农联盟进行妥协,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田均一的心情是矛盾的,在接受了建立工农联盟以对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之后,他一直都把维护工农联盟当成了劳工党的首要任务,而从实践活动来看,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可行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快速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建立在稳定的工农联盟基础上的。

    虽然在土改过程中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依然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就如之前林信义所描述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的快速加大,他认为工业化也同样能够改造农村落后的面貌,毕竟江汉平原的一些乡村在通电之后,其生活水平也和过去有了天壤之别。

    但是他是真的没有想过,革命成功后要把其中一部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看起来就像是对工农联盟的背叛了,不过林信义的分析条理分明,也和之前下乡干部递交上来的工作报告极为相符。

    不少农民在打倒了村里的地主之后,确实开始远离农会过小日子去了,甚至一些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也出现了贪污农会财物或借助农会的权力欺压乡邻的情况。旧的地主倒下还没有死去,新的地主已经开始爬起来了。

    田均一思索良久,终于还是压制住了内心的软弱,神情严峻的向林信义求教道:“那么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造乡村,从而使农民融入社会主义?”

    林信义想了想便回答道:“其实劳工党现在在乡村实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普及教育是解决工农差别最根本的办法,工业或工业化的农业都是需要知识的,当下这些乡村儿童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十到二十年后自然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

    而对于当下乡村的农民来说,社会主义的改造无非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入手,政治上要打倒地主阶级所代表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经济上要加强集体经济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文化上要清除宗教迷信、树立起无神论的唯物观念。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党内要先搞清楚不同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意义,要明白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农联盟的利益。如果党内都弄不清楚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不同点,试图在工农联盟的问题上和稀泥,又怎么能够指望农民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虽然这场谈话中林信义还谈到了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让田均一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关于城乡问题的讨论。他也因此意识到,劳工党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只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也应当考虑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所面临的问题了。

    林信义之所以在谈话中着重强调城乡问题,也是避免劳工党不能及时的从革命党的思路转向执政党的思路。过去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列宁会说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也把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视为苏俄政权的污点。

    但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有了新的理解,只要把这些事情放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去思考,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当苏俄政权成立之后,维持这一政权的存续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对于千百万的无产阶级的生命来说,镇压水兵叛乱和实施余粮征集制都不过是小节。

    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资格软弱的,因为帝国主义真会拿机枪消灭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无产阶级,任何威胁到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人或事务,都必然要被无产阶级所粉碎,在这种事情上谈论个人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一百年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开始谈论道德和人性,是因为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并成功的带动起了世界革命的浪潮,并摧毁了帝国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

    在苏联击败纳粹德国之前,种族主义才是帝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就不是什么罪恶,而是一种荣誉。

    所以,无产阶级认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是苏俄政权的污点,卡廷森林屠杀和对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处决是苏联的污点,从而把苏联变成了邪恶帝国,似乎比纳粹德国还要恶劣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看来,不管是白人至上的19世纪美国或是欧洲对全球的殖民年代,都是资本主义的美好时代,他们从不觉得屠杀有色人种和无产阶级是一种罪恶。

    只要无产阶级不抛弃这种不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虚无道德感,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赢得最后的胜利。比如中国的地主阶级攻击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时,地主阶级其实早就过上了共穷人之财,共穷人妻女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干的事说出来用以恐吓无产阶级而已,可地主老爷们从不以此为耻。

    如果田均一等人不能从这种个人道德感中脱离出来,那么劳工党必然会出现内部的分裂,从而给反动势力创造出机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是常凯申等国民、党右派和列强的联合,但实质上动手的却是各支革命军队,这些革命军队为何会转向反革命,就是因为工农联盟出现了问题,旧的政权被打倒后,一部分农民被地主阶级拉拢过去了,从而让反革命的力量压倒了革命的力量。

    正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热爱和高度负责,列宁才会批评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斯大林并没有坚定的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力。

    而东方的另一位革命导师则用了一段话来告诫自己的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林信义现在能做的,就是让田均一尽快的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虚伪的个人道德是需要无产阶级付出无数的鲜血作为代价的。维护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打倒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比现在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

    在这场谈话的第二天,林信义被邀请参加了中国劳工党和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之间的会谈,以亚洲民主革命联盟代表的身份。这场会谈其实已经持续了三天,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两党之间的合作问题及如何结束战争的商谈,但是会谈却陷入了僵局中。

    从主持两党会谈的杨笃生口中了解到,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虽然希望获得劳工党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战后远东的形势却和劳工党有着不同的看法。说的确切一些,就是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希望恢复到1900年之前的远东局势,但要求保留中东铁路、阿穆尔省、滨海省、库页岛等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510章 林枫的问题

    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派出的使团有近二十人,他们不仅仅是来和劳工党谈结束战争的,也是来和劳工党讨论战后的合作的。

    就如力主和劳工党达成合作的巴布什金在赤塔的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所强调的,“赤塔工农兵苏维埃并没有单独打倒沙皇政府的力量,只有当俄国人民站起来反抗沙皇政府,这个专制政体才会轰然倒塌。

    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不是和中国人讨论两国历史中的是非曲直,而是确保赤塔工农兵苏维埃能够存在下去,直到俄国人民都起来反抗沙皇政府。

    我不害怕和沙皇政府作斗争,但赤塔工农兵苏维埃真的能够在和中国人敌对后抗住沙皇军队的进攻吗?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虽然巴布什金的主张获得了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远东社民党内和赤塔工农兵苏维埃的大多数代表对于中国人却是警惕的。

    赤塔工农兵苏维埃虽然吸纳了一些远东民族的代表,但苏维埃真正的决定权还在斯拉夫人手中。远东的斯拉夫人对于自己的来历是很清楚的,他们是跟随哥萨克而来的移民,是在哥萨克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之后到来的。

    虽然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赤塔苏维埃中的多数代表来自流放的知识分子、铁路工人和士兵,农民代表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并不代表农民对赤塔苏维埃没有影响力,毕竟远东主要人口都是从事农牧业的,农民才是远东社会的主体。

    只不过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使得居住在城镇的工人和士兵对分散的乡村形成了集中的优势,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反而无法获得对赤塔苏维埃的控制权,但并不表示苏维埃可以不在意这些农民的想法。在赤塔共和国的境内,来自欧俄地区的斯拉夫移民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土地是不属于自己的。

    由于沙俄过去邻居的入侵历史,使得远东的斯拉夫人都恐惧一件事,就是战胜了沙皇军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效仿沙皇军队的方式对待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离。因此社民党远东委员会虽然认为要同中国劳工党达成合作关系,但又迫于远东斯拉夫人的恐惧,主张不能完全的否定俄国在远东的历史存在。

    巴布什金知道这必然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在组建上乌丁斯克工农兵苏维埃时,蔡锷等中国将领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承认俄国移民的劳动成果,但不承认沙俄对远东土地的占有是合法的。这也是赤塔起义之后,上乌丁斯克苏维埃迅速和赤塔起义军合并成立赤塔共和国的根源,通过这种合并他们摆脱了中国人对上乌丁斯克苏维埃的控制,从而拥有了和劳工党对等谈判的地位。

    但是中国人和社民党只是合作关系,社民党在远东的基石是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假如不能获得后者的认可,哪怕中国人再怎么支持他们,社民党也是不可能掌握住远东的革命形势的。

    不过现在谈判陷入僵局对于巴布什金来说也是倍感焦虑,赤塔共和国就像是一个婴儿,只要稍稍有些伤风感冒就能让他夭折,但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个婴儿却是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一个政权,哪怕他远离欧洲,可也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去了一盏黑暗中的灯火,这个政权每存在一天都会激发起俄国无产阶级对于沙皇政府的斗争热情。

    巴布什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和劳工党达成协议的,获得了劳工党的支持之后,赤塔共和国就不必再担心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帮助沙皇围剿自己了,哪怕这两个国家不出兵,光是支持满洲的沙皇军队对赤塔共和国进行攻击,赤塔共和国也挡不住。

    这天巴布什金走进会议室时发现房间内多了一位年轻人,虽然对方看起来很年轻,不过却很自然的成为了房间内中国人的中心。虽然有些诧异于这位新出现的劳工党重要人物的年龄,但他却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劳工党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在三十以下,二十出头的也不少。

    相对于劳工党主要领导人的年龄问题,其实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劳工党在组织上的成熟和对于理论上的高度统一,哪怕是工人阶级最为成熟的法国和德国,也没有出现一个如此成熟的工人政党组织,并确定了指导党行动的统一理论。

    严格来说,劳工党情形更像是列宁同志所设想的,“统一的组织,集中制的党,阶级的先锋队”,“革命的理论诞生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然后以此指导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的革命实践”。

    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劳工党的实践无疑证明了列宁所设想的先锋队理论是正确的。在东方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仅仅依赖一群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阶级的联合组成的先锋队,最终联合了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打倒了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王朝,并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

    哪怕是对中国劳工党的阶级属性最为怀疑的人,在抵达了武汉之后也会释去自己的怀疑,因为这座城市确实体现了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虽然武汉还留存有不少资本主义的成分,但是这座城市确实在消灭那些妨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关系。

    这也是双方的谈判虽然陷入了僵局,但社民党代表们却并不希望谈判破裂的原因,因为他们认可了劳工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双方的政治理念并不完全重合,但至少要比沙皇政府一致的多。

    巴布什金等人从此前劳工党的主要谈判代表杨笃生口中了解到,今天出现在会议室内的年轻人是林枫,不过他并不全然代表劳工党来此参加会议,他今天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亚洲民主革命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与会的三位俄方代表,除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更加关注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军事力量外,巴布什金和巴兰斯基则认真的研究了劳工党的组织和对外关系,因此后两者倒是知道林枫正是劳工党的理论研究主要提供者,而亚洲民主革命联盟则是一个建立在中印民主革命互助基础上的亚洲民主革命联盟。

    巴兰斯基是最为重视亚洲民主革命联盟的,他对沉迷于研究劳工党组织和理论的巴布什金就谈论过该联盟对武汉的意义,“该联盟不仅让亚洲两个人口大国达成了和解,也为亚洲革命扫清了主要的障碍。过去欧洲列强对于亚洲的殖民行动,除了本国的海上力量之外,主要是利用印度的人力和物力,一旦失去了印度对欧洲殖民行动的支持,那么就意味着欧洲对亚洲的殖民行动将不得不动员本国的人力和物力。

    从中国和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争夺来看,哪怕是大英帝国,在失去了印度人的支持之后,也很难迫使一个初步觉醒的中国做出退让。而沙皇政府在此次远东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后欧洲列强很难再复制19世纪之前对亚洲地区的殖民成功,仅仅使用两三艘军舰,数千军队就能征服数百万人口的历史,不会再出现了。

    武汉正试图使自己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并重建其在19世纪之前的国际地位。亚洲民主革命联盟如果能够在中印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获得成功,那么今后亚洲各国在驱逐了帝国主义之后,必然会团结在中国周边,以对抗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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