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对城市和乡村的考察,原本对劳工党的理念还存有怀疑的外国友人,也开始修正了对土地革命的观点,他们此前对于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理念并不认同,认为在乡村消灭地主无疑是破坏了乡村的经济,因为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他同时也是乡村经济的组织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消灭了地主就等于是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不看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
但是在这一次的考察中,他们意识到农民确实有着许多毛病,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他们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至少农民组织的农会对乡村的管理,要比地主对乡村的管理要公道的多,而农会在消灭封建迷信、高利贷、宗族压迫等问题上,显然是进步的。
中国乡村表现出的宗族问题,并非是中国独特的乡村文化,实质上在越南、朝鲜都存在宗族文化,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比宗族文化更为残酷。这种乡村中的抱团取暖,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小姓和宗族内部的压迫上的,因此中国的大多数村子都是同姓,外姓人在这些村子里是很难立住脚的,而族长对族内弱枝的压迫和对小姓的欺压也没多大区别,对偷情男女的沉塘处罚就是族长说了算,族长就和土皇帝没啥区别。
指望族长给你主持公道,和指望皇帝是圣人一样离谱。有着亿万臣民的皇帝都不肯放松对平民的压迫,只管着周边一片的土皇帝能让你逃出自己的掌握?少了你一个,他不就少了一个可以奴役的对象。不要说在这个时代的地主,就算是后世管大门的保安,只要手上有一点权力也要先对外卖员用一用,这就是权力对人的异化。
农会对宗族的声讨,就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鼓吹宗族的存在保护了族人,这就和制造了回汉对立的满清鼓吹,他们在同治回乱中保护了汉人一样离谱。因此考察团在江汉平原上看到的以农会为乡村管理骨干的乡村组织,都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第507章 武交会
林信义和考察团回到武汉时是9月18日,此时武汉所召开的第一届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正处于鼎盛时期,整个汉口比平日里变得更加的拥挤了。
自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量的新奇工业品问世,过去的商业贸易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商品销售,于是在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场万国工业博览会,一则以宣扬英国的国力,二则为了推销本国的工业品。
这种由资本主义发明的商品展示会很快就被各国所效仿,并开始成为各工业国展现自身国力的一种竞争形式,不过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型商品展示会,因为工业、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难以让这些地区在短时间内容纳成千上万人的涌入。
武汉之所以能够举办这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在于武汉在这六七年的建设中已经初步成为了一座工业城市,自来水的普及达到了全市八成的面积,电力的供应也占到了全市九成面积,公共交通覆盖了全市七成面积。
在短期内涌入城市十几万人,也不会让武汉这座城市的运转陷入崩溃境地,这就是武汉能够举办大型商品交易会的物质基础,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不能够承担起这种短期大量人口涌入的负担的,除非你把这些人当成难民看待。
来武汉参加交易会的日本商人金子直吉在武汉待了几天之后,忍不住就对同伴说道:“我原本以为武汉只是想要举办一个小规模的国内商品展示会,真没想到他们会办的这么大规模,还管理的如此有序,如果这里不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我一定以为这是在欧洲举办的大型商品展示会了。他们如果继续保持并顺利的结束这场商品展示会,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日本商业再一次落后了。”
不仅仅普通的日本商人有这样的看法,莫理循在汉口新开办的第一百货公司大楼内游览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百货公司也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1893年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店的开业,将百货商店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不再是一种卖商品的店铺。
为什么百货商店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因为百货商店的出现代表着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开始过去,不再是我们有什么就卖什么,而变成了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大发展,终于将消费变成了人的需求之一。
农业国是不需要百货商店的,因为它既没有这样的生产力,也没有这样大的市场。只有工业国才会需要百货商店这种商业模式,这是基于自身生产力的需要和国民的消费需求出现的商业模式。
虽然汉口第一百货装饰的并不豪华,但莫理循觉得这依然是非常奢侈的一间公司,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因为这间百货大楼内完全采用了电力作为照明能源,还设置了电梯、独立的卫生间和盥洗室,哪怕在英国都没有这样一座新颖的商业大楼,这是属于工业国而非农业国的产物。
站在百货大楼的屋顶游乐场眺望附近的汉口公园,莫理循觉得这里至少已经强过了上海,并不是单指繁华程度,这座城市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超过了上海,毕竟上海是一群欧洲人为自己建设的东方乐园,而武汉则是中国人努力建设的家园,因此武汉要比上海更适合于生活,这里没有黑帮和鸦片贩子,没有那么多凶杀案。
莫理循给北京公使馆发的报告和一开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认为武汉是一个可以被列强操纵的政治势力,他给萨道义公使的信中强调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比北京的国务会议更像一个国家的政府,劳工党掌握中国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不是应当考虑劳工党接管中国的可能性,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应对劳工党接管中国后的局面…
我依然认为袁世凯将军主政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和英国的最好结局,但我不认为袁世凯将军能够战胜田均一所领导的劳工党。我同劳工党的高层都有所接触,除了林枫和在印度的吴禄贞外,这些人都有着出色的才能,不仅远超过袁世凯将军麾下的人员,在个人操守上也远强于他们,他们不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人,反倒是类似于虔诚的教徒,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所有,这是袁世凯将军所率领的北洋团体所无法做到的。”
而对于德国工业界来说,武汉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德国工商业进驻中国以来获得的最大的成果。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德国离开欧洲的时间远迟于英法这些老牌的殖民帝国。因此德国的工商业虽然在全球发展的很快,但是在殖民体系的阻碍下,德国的工商业在全球都遭到了商业竞争之外的规则的阻扰。
在美洲和地中海地区,因为距离欧洲较近,德国人还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东方地区德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哪怕德国人强租了胶澳地区,把山东划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也不能如英国那样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港口城市上,而是要把青岛先建成有防御能力的要塞。而这个防范的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人。
也就是说,德国在远东开拓工商贸易时,投入的安全成本是远高于英法等老牌帝国的,这也就使得德国在东方的工商业扩张是难以和英法等老牌帝国比拟的。德国商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甚至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去。
而这一次的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超过了德国工商业过去二十年在中国的耕耘,在这次交易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主动的去了解了德国工业品和按照德国工业标准制造的各种工具、机械,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在南洋经营商业的中国华侨商人也参加了交易会,并订购了不少德国商品。
相比起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商业带来的订单,德国工商业界更为看重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业所带来的机会和影响力。德国在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仅次于英国,其中四分之一出口值来自于英法俄三国,也就是说德国在欧洲的贸易几乎已经见顶,想要继续扩大德国的出口贸易就必须和欧洲以外的地区进行贸易,特别是德国商品占比较低的东方。
1902年到1907年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从不足一亿马克增长到突破六亿马克,其中九成贸易来自武汉控制的区域。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界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成长,而此时的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其贸易上限,因为从对湖广地区的基础建设来看,中国其他地区想要效仿武汉周边进行工业化的改造,那么当前的中德贸易额至少要上涨100倍,至少需要当前六个以上的德国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正因为中德贸易的飞速上涨,德国工商业界开始缓和国内的好战情绪,他们认为此时挑动欧洲战争简直就是犯罪。在这样的情绪下,德国工商业界甚至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和英法发生冲突了,而在几年前他们还认为北非应当有德国的一席之地。
不过当德国人试图缓和欧洲战争氛围时,英法却都积极的为战争做起了准备,法国人开始推动三年义务兵制度,试图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而英国人则开始对军队进行了整改,布尔战争及中英西藏冲突,让英国人意识到英国陆军似乎已经不适合于现代战争了。
和列强通过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重新衡量武汉的实力不同,武汉市民则充满幸福感的享受起了这场交易会,在他们眼中交易会并没有那么多附带的意义,他们看到了许多新奇的玩意,并发觉自己的口袋里居然还有钱购买一些新的玩意,这就让他们感到了快乐。
1902年,汉口普通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块大洋,1907年汉口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了9元,高于普通店员7元月薪,也高于普通警察8元月薪,工人的形象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码头苦力形象,真正成为了城市中的中坚阶层。
9元月薪是什么概念?作为一名单身工人,意味着他一个月的食品支出不会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工人手中有了较大的余钱用于其他消费。过去为富人所消费的手表、钢笔、自行车,对于一部分高收入的技术工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较为贵重的生活用品了。
当然,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在让工业品的价格快速下跌。比如自行车在1903年还要150多个大洋,还得从国外进口整车,小地方根本没得买,需要下订单后到上海进货。1907年5月之后,武汉出产的自行车已经降价到80元,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维修自行车的铺子,购买和使用自行车都变得方便起来了。
工业和基础建设,使得城乡生活的差距开始不断拉开,城市居民开始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而在过去城市中生活的贫民其实过的不如乡村中的自耕农,至少自耕农不必担忧衣食无着落,还能吃上新鲜的菜蔬。
但是现在,水电煤炭道路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出现,使得哪怕最为贫穷的城市居民,也能过上乡村中地主也难以想象的便利生活了。工人阶级,第一次从理论上的名词走进了现实生活,至少在武汉商品交易会上观赏各种商品的工人们,此刻已经意识到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第508章 城乡问题
林信义刚回到武汉,田均一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看他,他想要听听林信义对当前劳工党执政上的一些看法,这也是林信义要求参加考察团的理由,不到实地去看一看是没法看出问题来的。
田均一相信林信义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比相信自己更加信任对方,毕竟劳工党现在所走的革命道路,正来自于林信义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假如没有当日林信义对他们深入的推演中国革命的几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他们回国后会组建一个革命党,但绝不能建立如劳工党这样的先进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去发动劳工去推动群众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当前一个革命力量占据优势的武汉政权。
林信义在考察完成之后也同样有着很多想说的话语,能够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他觉得田均一等劳工党党员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自觉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他来做这些工作也不可能比田均一他们干的更好,毕竟田均一等革命志士比他更有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他的优势不过在于有一个穿越者的灵魂,假如双方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他是无可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的。
因此当田均一来询问他时,他思考了半天还是把细节上的问题忽略了过去,向着对方说道:“今次的考察时间还是短了些,如果能够有三个月或半年时间,真正的在某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我能看到一些较为深层的问题,现在么我也只能讲讲自己的感受,不能算是很严谨的调查,只能讲讲表面的东西。”
田均一听后立刻说道:“搞武装斗争,我们有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推翻满清朝廷,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算是错了也是小错误,只要不往回走就行。
但是搞经济建设,建设人民政权,我们都没有经验,甚至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劳工党当前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出自你的思考,我觉得你至少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那条道路在哪。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纠正它不就好了。只要我们不偏离大的方向,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见田均一摆出愿意接受一切批评的姿态,林信义也就顺势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们就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城乡差别…”
田均一一开始以为林信义提出的城乡差别是指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革命发展到今天,劳工党对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乡村工作要比城市工作难做的多,还特别耗费干部。在城市里,一个好的干部就能把一个厂数百上千青壮管理起来,但是在乡村,不要谈发动群众讨论革命理论了,光是分地造成的个人矛盾就让下乡干部怨气满腹了。
有的干部下乡之前还信心满满,认为只要把地主赶走,把土地一分,农民就会和工人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党让干啥就干啥,从而成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地主面前连屁都不敢放的贫苦农民,分地的时候却开始挑肥拣瘦,不是想着巴结干部给自己分好地,就是仗着自家兄弟多去逼迫村里的小户和自家换地。
政治觉悟不高的下乡干部认为,这是农民无知、愚昧、自私的体现,因此不应当给农民什么政治权利,而应当由党委派积极分子管理农会,从而实现党对乡村的领导。
政治觉悟高一些的下乡干部,从工厂工人和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对比之后,则向中央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工人对待革命的热情,在于工人获得了对工厂的管理权力后,工人依旧还是工厂集体中的一员,所以集体的利益还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侵犯了集体的利益就等于侵犯了其他工人的利益,从而受到了集体的约束。
乡村的农民并没有集体的概念,他们只有个人财产,在没有分地之前,他们想要的是保住自家的土地并侵占别人的土地,最终成为脱离劳动的地主阶级。分地之后,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这种想法,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但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想要成为地主的念头,他们的左邻右舍依旧是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
因此,指望分地让农民变成革命者是不大现实的,分地只能让农民支持党而已。想要把农民改造成革命者,就得没收农民的土地,让他们和工人一样变成一个劳动集体,然后用集体去改造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
不过很显然林信义讲的不是这个差别,“…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平会迅速的出现差异化,特别是在急剧工业化的地区,城市和乡村生活水平的差距,甚至会出现小地主在乡村的生活水准甚至都及不上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准的情况。
这种差距的出现,就是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上的优势。根据对武汉工人收入和江汉平原地区农民收入的调查,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平原上200亩中等土地的收入,而江汉平原上的人均耕地约10亩每人,也就是说一名农民需要200亩土地才能获得和普通工人相当的年收入,在当前的中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今后农民需要更多的耕地才能和工人的产出持平。但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景下,人均耕地只会减少不会扩大,也就意味着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劳动力转化,因为当工人显然要比种地更有利益。但是工业化是需要资本和市场的,也就是说不管工业化如何迅速,它也不可能完全接纳来自农业的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本身工业基础就不好,9成以上都是农民,只要10个农民中有一个跑来城市当工人,那么城市就会爆炸了。
日本当前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日本资本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一则压缩工人工资,人为降低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阻止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则把大批的青年妇女送去国外从事风俗业,既可以减少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又能获得国家所需要的外汇。”
林信义注视着神情严肃的田均一,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该如何应对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必然会撕裂当前的工农联盟,而资本主义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他们会联合农民对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的,会把这种工农业生产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差异说成是工人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从而窃取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把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然后让农民对自己感恩戴德。”
田均一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当前革命的最大敌人就是地主阶级和满清王朝,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敌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尚未发育的农业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几乎很少人能说清楚,大家确定的只有满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恶,帝国主义的恶,资本主义的恶还真没什么感受。
但田均一并不觉得林信义是在危言耸听,因为他在日本游学期间确实看到了日本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甲午战争后怀抱着对明治维新良好期望的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明治维新只做到了强兵,至于所谓的富国就是个笑话。
日本平民的生活远不及中国平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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