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渐渐远去，麦田上空的热浪却愈发蒸腾起来。阳光像熔化的铜汁，泼洒在刚割倒的麦茬上，焦黄里泛着微光，空气里浮动着麦秆被暴晒后特有的微苦清香，还混着柴油、铁锈与新翻泥土的气息。花知予站在田埂尽头的水泥路肩上，没再往回走，只把手里那张刚印出来的《白云日报》折了两折，塞进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口袋。纸页边角已经毛糙，油墨未干，蹭得指腹一片灰蓝。

    他没看头条那行加粗黑体字——“周谷镇二十万亩麦田喜获丰收，亩产突破七百五十斤创全省纪录”，而是盯着右下角一条不起眼的豆腐块：《省农业厅召开紧急调度会，部署夏粮收购秩序整治工作》。底下一行小字写着：“重点核查基层以‘代储’‘预购’为名截留新粮、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行为。”

    花知予抬眼，望向远处。收割机群已退至地平线另一侧，只留下整齐如刀切的麦茬，在热风里微微起伏，像一片凝固的、疲惫的金色海。几台喷灌机仍在缓缓移动，银亮的长臂低垂着，水珠在烈日下迸裂成细雾，倏忽消散。他忽然想起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蹲在文化村东头那块旱地上，用指甲掐断一株麦穗，数着瘪粒叹气。那时一亩地能收四百斤，就算烧高香。

    管业拎着个铝皮饭盒从农机库那边晃过来，额头油亮，衬衫后背湿透一大片，黏在嶙峋的肩胛骨上。“老周呢？”他抹了把汗，拧开饭盒盖子，一股子辣子炒鸡蛋混着葱花的冲劲儿直往上顶，“冯国强说他刚拐进化肥厂后巷，抽了半根烟，没进厂门。”

    花知予没答，只朝西边扬了扬下巴。

    管业顺着望去，只见文化村老供销社旧址改建的临时调度站门口，停着辆掉漆的绿色吉普。车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周行舟，穿着件洗得发软的靛蓝工装夹克，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和几道浅褐色旧疤；另一个是牟月琬，短发齐耳，米白色阔腿裤配一件薄荷绿真丝衬衫，腕上一只细巧的金表，表带松松卡在纤细的手腕骨上。她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夹，嘴唇微动，像是在念什么数字，指尖偶尔点一下纸页边缘。周行舟双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耸着，侧脸线条绷得很紧，下颌骨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青灰的影子。

    “又来了。”管业叹了口气，把饭盒盖咔哒一声扣严实，“这女人，比区里那帮老会计还难缠。”

    花知予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像碾过麦茬的拖拉机履带：“她不是来算账的。”

    “那来干啥？”

    “来分账。”花知予转过身，目光扫过整片收割后的田野，“分清楚谁种的地，谁修的渠，谁买的机器，谁垫的款，谁扛的税，谁吃的亏。分不清，就都烂在泥里。”

    管业一愣，随即苦笑：“分清了又能咋样？地是集体的，人是流动的，机器是租来的，钱是借的……连种子都是农科院赊给咱们试种的。这账本摊开来，怕是比咱镇粮库的麦垛还高。”

    “所以才要分。”花知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报纸，抖了抖，纸页哗啦作响，“报纸写咱们亩产七百五十斤，写咱们丰收，写咱们争全国第一农业镇。可它没写，这七百五十斤里，有三百斤是靠那几十台喷灌机夜里不歇、耗着电泵硬灌出来的；有二百斤是靠进口复合肥撒下去，一亩地撒一百八十斤，比往年多一倍；还有五十斤，是去年冬天雇人三班倒，在冻土里凿出三百公里暗管沟，把地下水引到田垄根儿底下——那活儿，连县里的工程队看了都摇头，说干了要塌方，得赔命。”

    管业喉结动了动，没说话。

    “它更没写，”花知予把报纸轻轻按在胸口，声音沉下去，“今年这二十万亩麦子，收上来，入库，过磅，开票，一粒没少。可卖给方便面厂的，是八毛三一斤；卖给市粮食局储备库的，是六毛五；卖给周边乡镇散户的，是七毛一。剩下三万多斤陈麦，掺进新麦里，按八毛二卖给了邻县一个做饲料的老板——那老板前天刚在区工商局领了‘诚信经营户’的牌匾。”

    管业脸色变了变，伸手想抢报纸：“你疯了？这话不能往外说！”

    花知予没躲，只把报纸攥得更紧了些，指节泛白：“我当然不说。我说了，明天就得有人来查账，查出三万斤陈麦混新麦，就是‘以次充好’；查出卖给方便面厂的价格比储备价高，就是‘扰乱市场’；查出喷灌机电费单上每月多出两万度，就得问钱从哪儿来——是挪用扶贫款？还是挤占教育经费？”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管业肩膀，落向调度站门口那对身影：“所以牟月琬不来查账。她来分账。分清楚哪些钱该进国库，哪些钱该补给农机手，哪些钱该返给替咱们垫付了种子款的信用社，哪些钱……该从周行舟那个农业公司的账户里，直接划进文化村养老基金的专户。”

    管业怔住了，手里的饭盒差点滑落。

    这时，牟月琬合上了文件夹。她没看周行舟，径直朝吉普车走去，高跟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清晰、稳定、不容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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