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假日里去郊游,爬爬小山岗淌过~小溪流~”
白云电视台的音乐频道,播放了动画片的主题曲。
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两国关系正好是蜜月期,再加上周行舟和东京的关系很好,又是影视圈的大佬...
周行舟坐在凤凰学院附属医院三楼的脑电波监测室里,窗户外是刚修剪过的银杏大道,金叶铺地,风过无声。他没穿病号服,而是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麻衬衫,袖口卷到小臂,左手腕上搭着一块老式机械表,秒针走动的声音比仪器嗡鸣更清晰。
护士推门进来时,他正用指尖蘸着杯子里的温水,在玻璃窗上画一个不闭合的圆——第三十七次。
“周老师,脑电图基线校准完成,可以开始同步采集了。”年轻女医生递来一副轻薄如蝉翼的柔性电极贴片,“这次我们加了高频振荡模块,采样率提升到每秒两千赫兹,能捕捉到更细微的神经突触放电信号。”
周行舟点点头,把最后一笔水痕擦掉:“别叫老师,叫我周工就行。我三年前就从教师编制里转岗到医疗技术部了。”
女医生笑了笑,没接话。她知道这句“周工”不是谦虚,而是实打实的职称——周行舟在凤凰学院医学工程中心挂名首席研究员,带出来的六个博士生,三个在中科院神经所,两个在协和基础医学院,还有一个刚拿了国家杰青。但没人敢真叫他“周工”,连院长见了也得喊一声“周老师”。
电极贴片覆上太阳穴时,微凉。周行舟闭眼,呼吸放缓。监测仪屏幕上的波形缓缓亮起:α波平稳,β波略高,θ波在额叶区有短暂簇发,δ波几乎不可见——和去年、前年、大前年一模一样。没有癫痫样放电,没有慢波异常,没有局灶性抑制。大脑像一台被精密调校过的老式收音机,每个频道都清清楚楚,只是……始终找不到那个该有的杂音。
他睁开眼,看向墙角那台正在运行的fMRI设备。屏幕上跳动的不是血氧信号,而是一组实时生成的三维拓扑图——那是他连续七年、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静息态扫描后建模出的“默认模式网络”动态图谱。图中灰白相间的褶皱结构里,有一处始终无法被算法标记的“空域”。它不吸收造影剂,不响应任务刺激,不随睡眠周期变化,甚至在全脑麻醉状态下仍保持结构完整性,却在所有功能连接分析中呈现为零值。就像一张高清地图上,某处本该标注“此处有山”的位置,只留下一片绝对平滑的空白。
“又来了?”女医生凑近屏幕,声音压低。
周行舟点头:“第七次‘空域’稳定出现。昨天我把二十年前的旧胶片翻出来对比——1986年第一次做CT的时候,这片区域就是空白。”
女医生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没敲下去:“可您当年才六岁,CT分辨率只有2毫米,根本不可能分辨皮层下结构……”
“我知道。”周行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牛皮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金属薄片,边缘泛着幽蓝冷光,“这是1997年‘丛河一号’探月舱回收舱里找到的碎片。当时它嵌在隔热层夹缝里,没编号,没归属,连航天局档案都没记录。我让人做了三次质谱,成分是钛镍钴合金,但晶格畸变率超出已知所有人工材料三倍。去年,我们把它放进脑机接口芯片的模拟环境里——它对神经电信号的响应延迟,恰好等于‘空域’的信号传导时间差。”
女医生屏住呼吸:“您是说……”
“不是植入物,也不是病变。”周行舟把金属片放回纸包,动作轻得像合上一本旧书,“是共生物。它不干扰神经活动,只校准信号路径。就像给一条高速公路额外铺设一条隐形导引轨,车流照常通行,但所有车辆都在不知不觉中,沿着同一角度偏转0.03度。”
窗外银杏叶突然簌簌落下。一阵风钻进窗缝,掀动桌上摊开的《周谷镇医疗志(1984-2002)》手稿。纸页翻动,停在一页泛黄插图上:1985年冬,文化村卫生所改建图纸。角落铅笔小字标注:“地下二层预留神经接口预埋孔位×3,直径12cm,深度8m,混凝土标号C45,内壁镀铜膜防电磁泄露——周行舟批注”。
女医生盯着那行字,喉头滚动:“您那时候……才五岁?”
“我爷爷是生产队长,管基建。”周行舟把书合上,封面磨损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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