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马不停蹄，来到了柏林。

    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但不是因为中子）。

    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速度才减弱一半。

    1930年，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

    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

    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

    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γ射线，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

    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估计，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

    ——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可惜历史上，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迈特纳拒绝了，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此后的两年，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

    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知道这件事后，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

    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

    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

    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

    ——

    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李谕见到了王淦昌，闲聊几句，提到博特的实验后，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只需要稍作改进，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有大发现。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

    李谕试探道：“你很有把握？”

    “不敢说，”王淦昌说，“但大差不差，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

    李谕笑道：“你才刚博士第一年。”

    “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王淦昌谦虚了一下。

    也确实，“00后”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

    李谕摸了摸下巴：“不如申请回国半年，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

    “回国？”王淦昌讶道。

    李谕说：“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

    王淦昌说：“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

    “无妨，”李谕帮他打消疑虑，“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到时候载誉而归，不仅博士能毕业，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

    “但柏林大学这边……”王淦昌毕竟年轻，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谕笑道：“有我哪，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

    这句话太霸气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有他撑腰，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

    王淦昌说：“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就可以动身。”

    “不着急。”李谕说。

    现在他们不缺时间。

    ——

    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

    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

    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

    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

    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

    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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