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张勋为自己的分辨,试图把事情局限于官场上的倾轧之内,堂本晒笑一声道:“张大人何必狡辩,就算张大人不承认,你身边的亲随的口供已经证明你和江宁将军之间来往密切的事实,而且今日贵部起兵作乱的口号就是要血洗江宁城,城外不少百姓都遭了殃,这可不是我们诬陷贵部吧?
你说外边的人不会相信你和江宁将军勾结屠城的计划,不过我认为江宁的老百姓是不敢不相信的。贵部是败了,可江宁满城还在呢。张帅你要是继续不合作的话,明日我只好请江宁百姓派出代表来公审张帅了,不知江宁百姓会不会相信张帅你无罪呢?”
原本脸色铁青的张勋听了这话,突然脸上就失去了血色,他很清楚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只是由官员来审讯自己,大家即便再怎么畏惧魏光焘,也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因为他和江宁将军勾结屠江宁城的谋划实在太荒诞了,只要脑子正常的官员都知道这是诬陷。
但是让江宁百姓来公审他,这个罪名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的江防军和江宁百姓之间的仇怨可不轻,作为外军来到江宁这种富饶之地驻守,他们不和本地百姓起摩擦是不可能的事,状子递交到两江总警府的都有那么几件,若无一定关系,这种案子可递不到两江总督面前。
只不过张勋过去自持有兵在手,又背靠北洋这棵大树,朝廷法度松弛的当下他对于魏光焘的位置也起了贪念,想着要把对方挤下去,也和袁世凯一样来个割据一方。虽然他属于北洋团体,但他实际上要比袁世凯资历更老,他离开小站之后,袁世凯才真正独揽了小站练兵的大权
张勋对于袁世凯自称为北洋领柚,其实内心是不大舒服的,要是他当日不离开小站的话,这北洋领袖也未必轮得到袁世凯啊。因此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其实很难相处,理论上他是北洋团体的一份子,但是在袁世凯面前他又不甘自认下属,袁世凯也只能把他打发到南边来,省的两人见面时尴尬,
而张勋对于袁世凯也没什么好感,因为袁世凯让他南下却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如果他能够带着一镇南下的话,那么江宁这里早就变天了,那里还会受制于魏光焘。正因为对袁世凯不满,所以张勋更倾向于表明自己对满清是忠心不二的,因为袁世凯的缺点就在于此。
但是南方和北方是不同的,北方对于满清或者还有留念旧主的心态,但是南方就连士绅都对满清没什么好感,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南方士绅普遍认为保中国比保大清要重要的多,因此对于自诩为大清忠臣的张勋就横竖看不上眼了。
张勋给自己加上的忠臣光环,在北方还吃得开,但是在南方就成为了一种原罪。更别说张勋所部的军纪在客地就更加的败坏了,此时的清军,特别是北方军队,在家乡时还马马虎虎,但是到了外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就好像到了殖民地一般那么肆无忘婵。
因此张勋心里明白,江宁百姓对他和他的江防军是恐惧和厌恶的,对方说他和江宁将军谋划屠江宁城,这些百姓十有八九是会相信的。到了那个时候,还会有哪个官员会站出来为他分辩呢?估计都要被百姓打成同党了。
张勋不想死,特别是这种不名誉的死法,他这不是为大清殉节,而是作为倒行逆施的疯子钉在了史书上。于是在黎元洪进入聚宝门时,堂本敬一已经让张勋老老实实的交代了,江宁将军诚勋指示他,要对江宁城中不老实的汉人进行一场清洗,以防止革命党人在江宁闹出事端来。
看到堂本敬一递交上来的口供,秦毓鎏充满了欣喜之情,他一边夸奖了堂本,一边就拿上口供预备离开。堂本却拦住他问道:“秦委员且慢,这些口供是不是应该连夜刊印成号外,然后散发全城,好组织起城中百姓自卫呢?“
秦毓鎏有些诧异的说道:“张勋所部不是已经被击溃了吗?满清的长江舰队也倒向我们了,下关码头、城北的乌龙山都被我们占领了,除了浦口的三营江防军外,江宁地区的江防军已经没有力量了。
现在城内的第九镇和稽私营都是服从于两江总督府的,江宁满城不过七千老弱,拿什么和我们对抗,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惊扰百姓吗?我们现在只要拿着口供去给两江总督,然后由其对江宁满城下最后通牒万事就底定了,何必还要节外生枝呢?“
对于秦毓鎏的天真,堂本敬一也有些楞住了,他现在明白为何林信义不放心这些人了,他只能出声提醒对方道:“两江总督并不是革命党,我们帮助他对付张勋和江宁满城,也不是为了帮助其清除异己来的
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进一步打垮满清在东南一隅的力量,然后壮大革命的力量。张勋和江宁满城受到了重创,但这不代表革命的力量就壮大了,如果我们不借此发动江宁百姓加入革命,那么现在受益最大的就变成两江总督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了,南京不过是从满清手中转入到了本地士绅手中,对于我们并无好处。
只有在本地士绅没有接收张勋和江宁满城空缺出来的权力之前,唤醒本地百姓的革命意识,让他们发出自己的诉求,从而分享到满清垮台后的好处,我们在本地才有一个真正和我们利益相连的支持群体。
接下来,他们就会主动的帮助我们牵制住本地士绅和列强的力量,从而确保长江的入海口不会被士绅和列强的联合力量所切断。“
秦毓是工农兵委员会所派出的特派员,他的政治主张和宋教仁、黄兴一致,也和光复会、同盟会相近,这也是劳工党委派他来江宁联络东南革命党人,并主持这场事变的原因,因为劳工党此时还没有力量把东南纳入掌握,因此才准备协助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获得一块地盘,以打破北洋势力和东南士绅阶层买办阶层的联合。
事实上这个主张是林信义到了武汉后提出的,当时武汉劳工党的中央委员并不想替同盟会等革命党人争取什么地盘,不仅仅双方在土地革命等问题上意见不一,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党人大多眼高手低,所谓帮助他们获取地盘,实质上大量的具体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做。
在不少党内高层看来,如果大部分具体的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干,那么何必还要让同盟会、光复会或其他什么革命党来分享成果,直接把革命成功的地区纳入武汉统治不就好了。这就是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求援置之不理的主要原因。
不过林信义抵达武汉后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批评,因为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是一致的就是满清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缺立独立性,他们很容易就会向强势者屈服,这就意味着一旦资产阶级着不到出路,很可能就会倒向新的地主阶级利益集团
对于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政权来说,因为距离出海港口较远,所以对防御列强的干涉具有先天上的优势,但是对于需要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失去沿海港口则是不利的。为了防止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武汉进行封锁,就必须要打破反动势力对长江航道的控制权。
因此林信义认为,支持同盟会、光复会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对于武汉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同样需要打破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从而为武汉分化国内反动势力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劳工党才制定了这一次的江宁事变计划。只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执行的如此完美,以至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表露了自己的本性,试图把革命和群众隔离开来,以确保自己对革命的完全掌控。
堂本敬一当然不能让秦毓鎏偏离林信义所制定的计划,他比谁都清楚林信义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他也不认为秦毓鎏在内的其他人有能力脱离林信义的计划,独立夺取对江宁的控制权。在堂本敬一的阻止下,秦毓鎏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没有立刻把张勋的口供递交给两江总督,而是把口供带出了两江总督府,连夜刊印了数干份号外,接着便让城内的革命党人带着号外去江宁城内各条街道宣传张勋和江宁将军勾结的阴谋和昨日城外张勋部队为何要进攻江宁城。
就在这一晚,第九镇上下首先传遍了张勋和满人结想要屠城的阴谋,到了清晨时分,第九镇各部官兵通过决议,决定控制城内及城外钟山等地的炮台,对满城进行封锁控制,然后全镇向两江总督府递交请愿书,要求解除满城武力,拆除满城。
另一边,革命党人的号外将江宁百姓的反满情绪煽动了起来,上午十点,城中百姓也派出了代表向两江总督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解除满人的武力,保卫市民安全,并要求恢复南京旧称,不再使用满人所称之江宁城,以示与满人决裂。
——
第534章 南京(2)
接到第九镇官兵的请愿书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是茫然而又愤怒的,是的,他在聂缉椝的劝说下是打算倒向武汉了,但这种倒向是有前提的,就是他作为江苏地区的军政首脑,带着江苏地区的军政力量向武汉输诚,是作为一个整体势力的立场选择,也就是在江苏地面上还得是他这位两江总督说了算。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心态,也是湘系、准系、北洋这些势力集团于清未存在下去的社会潜规则。如果你把我手下的人都拉走了,我就不是什么投靠而是干脆投降了。
因此昨日张勋部队轻易的被击溃后,魏光焘惊于武汉军队的时实力,但随后就把精力放在了如何收拾残局上,一个是接收被击溃的张勋余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助力,另一个就是如何把江宁满城的满人礼送出界,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占东南的地位。
魏光焘压根就没想过,第九镇会越过自己直接和武汉联系上,这实在是太不合规矩了。因此接到第九镇的请愿书时,他还向聂缉椝恼火的发泄了几句,表示自己是看错了徐绍桢这个人,等到武汉人回去之后他必要对第九镇好好整顿一番不可。
聂缉椝对这一局面也是没有料到,不过他倒是不认为武汉这事做的有些过分,凡是有志于统一天下的势力都不可能容忍地方上出现独立的军政集团,满清入关才稳定住局面不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削藩了么,清未湘系、准系这些地域军事团体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央权威衰落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惯例。
他唯一感到不快的是武汉做这事就没有事先和他通知一声,显然武汉那边对他还不是十分信任,这让他颇感沮丧。其实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他就认为大清朝真的要完蛋了,所以他禁止自己的儿子出仕,并让三儿子投资搞实业去了,这就是为满清倒台做保全家族的准备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在所有人都找不到中国的出路时,武汉居然硬生生地在列强压迫下走出了一条新路,虽然武汉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就聂缉椝这样的传统士大夫都不禁希望武汉能够继续走下去。
确实,各地的士绅对于武汉所主张的劳工主义、土地革命这些理念并不认同,甚至有人感到深恶痛绝,但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在俄国不加掩饰的要吞并满洲和外蒙古后,国家沦亡的危机感已经超过了个人的利益损失了。
毕竟满清入关已经给中国人教育了一次什么叫亡天下,而列强远比满人距离华夏文明更遥远,他们有看自己引以为傲的文明,所以他们入主中国并不会吸纳什么华夏文明,印第安人和奥斯曼帝国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这种对自身文明面临消亡的危机面前,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主动的去吸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新文化,并把这些东西视为拯救自身文明的良药,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了解,但还是积极的请求加入劳工党,并愿意接受劳工党对自己的改造,因为他们并不把这种改造视为侵犯自己的利益,而是把它看做了一种治疗,让华夏文明在新时代存续下去的治疗。
正是抱有着这样的想法,劳工党内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所有的党员都试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林信义化名的林枫在党内受到推崇的原因,外边那些人却觉得他只会嘴炮,但在党内着来林枫说的才是有别于旧传统不同的新思想,那些试图走老路的人压根在党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现在的劳工党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主导的先锋组织。
有的人动辄把干部决定一切挂在嘴边,但却忘记了前面还有半句,在路线确定的情况下。是路线塑造了组织,组织塑造了干部,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脱离了路线去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就是把干部当成了救世主,认为只要干部能力足够,组织安排下去的任务就能无往而不利了。
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的建立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四次反围剿的损失惨重,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导致中央苏区被放弃,难道不是同一批干部在做事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改变了教员制定的革命路线。干部只是组织意志的传达和执行者,他的个人能力只能放大或缩小组织的力量,但真正决定工作成功与否的,还在于组织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路线。
所以,片面的强调干部的个人能力的人,就和后世小老板拼命搞公司文化,试图让员工给自己努力干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根本搞不清什么叫组织原则,只会搞裙带关系而已。
只要能够跟着组织前进,把组织的理念转为自己的工作实践指导,就是组织所需要的干部,而阶级先锋队的干部,还需要时时反省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否改变了。
对于现在的劳工党来说,也许还达不到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纪律性和统一理念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劳工党内的权力支配才会比北洋这些旧军政集团高效的多,因为劳工党上下至少是认同同一理念的,而北洋上下只能靠人身依附关系,强行的把命令执行下去,虽然内心对武汉那边还有些不满,但聂缉椝认为中国未来之希望还是在武汉那边,因此他并不愿意因为这种猜忌而违背大势,所以他还是竭力地劝说魏光焘,不要在这个时候又起反复之心,那样只会让他在武汉和北洋两边都不过好。
聂缉椝在劝说的就没考虑过这事是否会引发满人的不满,就连魏光焘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得罪了满人这个团体会有什么后果,两人所担忧的无非是武汉和北洋的态度,从两人这种不自觉的考量也看的出来,就连做着满清官僚的士大夫们现在也对满清这个王朝毫无忌惮之心了。
不过魏光焘对徐绍桢的恼火很快就化为了恐惧,第九镇的请愿书在他看来不过是徐绍桢联络了一些官兵向武汉献媚,他不认为自己眼皮底下的第九镇能全部到向武汉,好歹这支军队也是他江苏供养出来的,拿了两江总督府的钱粮,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
但是十点钟江宁百姓集结于两江总督府请愿,紧接着移驻下关的长江分舰队拒绝向总督府移交江防军营地及乌龙山炮台,长江分舰队的驻地在镇江,虽然受江苏给养但还是直属于北京,魏光焘调用长江分舰队解决江防军,也是想要试探对方是否服从自己的命令。
但是现在长江分舰队拒绝了两江总督府的命令,第九镇则表达出了自己独立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江宁城内的军事力量失控了
在搞掉了张勋的江防军后,魏光焘认为江宁城内现在是自己的总督卫队、江南缉私营、第九镇、长江分舰队对上了江宁满城,武汉军队为自己这边压阵,可谓是形势一片好。可他现在突然发觉,他手中可靠的力量其实只有总督卫队和江南缉私营,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变成了武汉一方的了,江宁城内最强的力量反而变成了武汉方面。
如果只是军队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在解决了满城的问题之后,他还能依赖体制瓦解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的异己,毕竟列强不可能允许武汉把持长江下游的航道安全,所以长江分舰队表明自己的亲武汉立场后就不可能在下游地区久驻,没有了长江分舰队的支持,第九镇在这里也就是一支孤军,只要拿捏住钱粮就能分化瓦解了。
可现在江宁城内的百姓也乱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体制的力量其实在于对于民众的控制,然后利用对民众的支配来获取各种资源,这些资源维持了体制的存在。军队其实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它是受体制供养的一部分,所以军队必然是从属于体制的,当军队不仗体制也能获得各种资源时,必定会建立一个新体制以取代旧体制。江宁百姓一旦和第九镇等军队结合在一起,也就意味着看两江总督府失去了大半的权力,如果双方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两江总督府就立刻被架空了。
武汉兵变时,劳工党就是通过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这新体制把起义军队和武汉民众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湖广总督府就成了空架子了,这就是前车之鉴,魏光焘怎么能不了解呢?
只是了解归了解,魏光焘压根找不到破解的办法,或者说清未的官僚体制应对不了过于激烈的杜会变化,清朝是集中国封建制度之大成者,中国封建制度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所谓的息讼止争,表面上看是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主张宽容,实际上就是对低层的高压统治,因为任何诉讼都是围绕利益产生的,底层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统治阶级让度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阶级反对底层民众整天上访打官司。
这种体制越到王朝未期就越是僵化,官员对底层民众任何诉求都不支持,一味压制直到爆发民变,这个时候统治阶级要么使用军队镇压民变,镇压不下去就溃烂一片。但许多官员宁可引发民变也不肯选择对民众让步,因为民变造成的麻烦是大家一起承担,为民众做主就意味看要得罪同僚和上级,对于个人来说这实在太好选择不过了。
大多数人觉得王朝未年的官员都不行,实质上这就是一个错觉,并不是这些官员没有能力,而是僵化的体制迫使官员选择了最有利自己的选择。比如倒幕派胜利之后,这些新贵武士的个人操守和能力大多不如幕府时期的官员,以至于农民都开始怀念起幕府时期的生活了,至少他们不必把女儿送去城里或海外当妓女来偿还债务。
革命就如同一种化学反应,原本稳定的几种物质在混合后出现了激烈的变化,旧的物质形态在瞬间就被毁灭了,如果有着催化剂作为稳定剂,那么新的稳定物质形态就会出现,革命党的组织就是革命催化剂和稳定剂,当群众的革命情绪被点燃的那一刻,假如没有引导就会成为一股无差别的毁灭力量,等到力量消耗始尽,群众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激情。但是在组织的引导下,群众的革命热情就会成为一种稳定的输出,随着一个个阶段目标的达成而攀向更高的目标。
满城满人试图清洗城中革命党的传闻刺激了江宁城百姓的不安情绪,对于满人的下限,南方百姓从来没有高估,从满清在南方的统治史来看,只要听到什么风吹章动,满人动起屠刀来是毫不犹豫的,比如清初的迁界禁海,中期的文学狱,直到鸦片战争时期都有英军军舰出现在海岸边,满人都会先动手屠杀汉人以防止他们倒向英人。
满清200余年的历史都说明了一件事,他们从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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