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封面文章发表后的日子,世界变得很吵。
杨平的电话每天都被来自全球各地的邮件、短信和电话轰炸。有记者要采访,有期刊要约稿,有大学要请他去做报告,有基金会要给他捐款,有病人要来找他看病,有公...
那天夜里,曼因斯坦没有回公寓。他绕到研究所后巷的旧自行车棚旁,在唯一一盏还亮着的昏黄路灯下站了十分钟。灯泡接触不良,光晕微微颤抖,像一颗将熄未熄的心跳。他抬头望着研究所三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杨平的办公室。窗帘没拉严,一道窄窄的光缝斜斜切在对面砖墙上,像一把未出鞘的刀。
他忽然想起韦伯第一次来南都那天,也是这样的夜。那时杨平刚把M21的切片扫描图传给德国团队,邮件发出去前,杨平站在窗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映得他半边脸沉在暗里。曼因斯坦问:“您真觉得他们会信?”杨平弹了弹烟灰,说:“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不会再看一眼自己十年前的废片盒。”
现在,废片盒打开了。不只是德国的,还有哈佛神经再生中心2016年那份被主编拒稿的补充材料,宾大那个因样本量不足而中止的二期临床试验原始日志,甚至东京大学某位已故教授临终前手写的三页笔记——上周,曼因斯坦在汉娜转来的附件包里,意外点开一个命名为“Z_archive_2013”的加密文件夹,解压后是七百二十三张低分辨率电镜图,每张右下角都用铅笔标注着日期与编号,最后一张的背面写着一行褪色小字:“不是伪影。是活的。”
那晚,曼因斯坦把笔记本电脑搁在膝上,一张张放大、比对、标注。凌晨三点,他发现其中三张图像边缘有极细微的微管蛋白荧光残留,形态与M21损伤区新生轴突的起始段完全吻合。他立刻截图发给奥古斯特。两小时后,奥古斯特回复:“我翻了实验室十年来的抗体批次记录——2013年那批βIII-tubulin单抗,交叉反应谱里确实包含一种尚未命名的神经前体细胞表面标记物。当时没人知道它叫什么,所以以为是假阳性。”
原来答案早被写进失败里,只是没人认得它的笔迹。
第二天清晨六点,曼因斯坦回到研究所,值班室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门,韦伯已经醒了,正坐在床沿穿袜子,动作缓慢却精准。听见动静,他抬眼一笑:“你比我起得还早。”床头柜上摊着一本德文版《脊髓发育学》,书页折痕密布,第三章被荧光笔划满,旁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全是中文小字批注——是杨平的笔迹。曼因斯坦认得那字:横平竖直,力透纸背,像手术刀刻在骨头上。
“杨教授昨晚留下的?”他问。
“嗯。他说,‘你要是看不懂,就问我’。”韦伯把袜筒往上拉,“我读了两遍,第三遍才懂他为什么把‘神经嵴迁移路径’那一节整页撕下来,贴在‘原细胞休眠态调控’的图表旁边。”
曼因斯坦没接话。他看见韦伯左手无名指内侧有一道浅褐色旧疤,呈不规则月牙形,像是幼时被玻璃划伤。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慕尼黑实验室见到韦伯时,这道疤就在那儿,三十年没变。而此刻,它正压在杨平那页批注的“迁移”二字上,像一枚沉默的印章。
七点半,康复训练室。陈建国比平时早到了二十分钟。他扶着平行杠慢慢站定,呼吸比以往更深更长。李姐递来温水,他接过杯子时手腕稳定,杯中水面只晃了半圈涟漪。曼因斯坦站在门口没进去,只看着。陈建国忽然偏过头,目光穿过玻璃门,准确落在他脸上,然后微微颔首——不是患者对医生的礼节性致意,是两个共同守过长夜的人之间,那种无需言语的确认。
上午九点,动物房。弗里茨正在给M7注射低剂量化学遗传激活剂。针尖刺入皮下瞬间,M7没缩腿,反而把脑袋往前凑了凑,鼻尖几乎碰到针管。弗里茨笑了,用德语嘟囔了一句。曼因斯坦听清了:“今天不疼,是不是?”M7眨了眨眼,喉咙里滚出一声短促的咕噜,像在应答。
这时韦伯来了。他没穿白大褂,换了一件洗得发软的灰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径直走到M7笼前,没蹲,而是弯下腰,让视线与猴子平齐。M7歪头看他,尾巴尖轻轻摆动。韦伯从口袋掏出一块软糖——德国产的薄荷味硬糖,锡纸包装。他剥开糖纸,把糖放在掌心,伸进笼子缝隙。M7没急着吃,先用鼻尖碰了碰韦伯的指尖,又嗅了嗅糖,最后才小心含住。糖在它舌下慢慢化开,它眯起眼,喉间又响起那声咕噜。
“它尝得出薄荷味?”曼因斯坦问。
“尝得出善意。”韦伯直起身,手指还沾着一点糖霜,“人类总在追问机制,可有些东西,先于机制存在。比如信任,比如等待。”
中午十二点,会议室。杨平终于出现了。他端着搪瓷缸子,里面是浓茶,浮着几片深褐色茶叶梗。他坐下时,缸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咔”一声轻响。韦伯立刻推过去一份打印稿:“这是我昨晚重写的综述提纲,第二部分删掉了所有假设性表述,只保留已验证的分子通路。第三部分……”他顿了顿,“我把‘干细胞定向分化’整节撤了,换成‘原细胞微环境重编程’。杨教授,您同意吗?”
杨平吹了吹茶面,喝了一口,放下缸子:“‘重编程’这个词太重。它们不是被重写,是被唤醒。就像M21,我们没给它新程序,只是按下了它原本就有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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