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SOP里。”
杨平笑了:“所以呢?”
“所以……”唐顺顿了顿,“我觉得不是命,是有人把‘必须做到’刻进了骨头里。比如您,比如曼因斯坦教授,比如弗里茨老师抱着猴子坐十个小时飞机,就为了让它落地就能晒太阳。这种人凑一块儿,事就成了,跟命没关系,跟心有关。”
杨平没说话,低头吃肠粉。窗外阳光正好,斜斜切过实验台,在未拆封的试剂盒上投下一小片明亮的光斑。光斑边缘清晰,像手术刀划出的切口。
下午三点,南都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办公室。
林砚推门进来时,杨平正在看一份MRI片子。片子上,T9-T10节段脊髓损伤患者的灰质结构模糊不清,但边缘隐约可见几缕纤细信号,如蛛网般向远端延伸。
“杨老师。”林砚放下包,语气比平时沉,“患者王建国,男,42岁,高处坠落致T10完全性损伤,伤后58天入院,已接受标准康复治疗,无神经功能恢复迹象。家属同意加入二期临床前评估队列。”
杨平没抬头:“二期队列?谁定的?”
“曼因斯坦教授和您上次联名签的伦理批件,附则第三条:‘灵长类有效样本达二十只且稳定响应率≥65%后,启动人类受试者初步安全性评估。’”
杨平终于抬眼:“M7昨天站起来了。”
林砚一怔,随即呼吸微滞:“……真的?”
“视频我发你邮箱了。”杨平拉开抽屉,取出一个U盘推过去,“拿回去看。重点看它站立时腰方肌的EMG激活时序,和人类T10损伤患者的腹横肌激活模式对比。另外,让影像科把它的十九周MR做高分辨重建,我要看皮质脊髓束再通路径。”
林砚接过U盘,指尖微凉:“杨老师,您……打算启动临床了?”
“不。”杨平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梧桐树影斑驳的路面,“是曼因斯坦打算启动。我刚才接到他电话,他已经在写人类试验方案初稿,标题就叫《三维导向基因干预在慢性脊髓损伤患者中的安全阈值探索》。”
林砚沉默片刻:“风险太大了。我们连一期剂量爬坡都没做。”
“所以他写了八页风险预案。”杨平转身,把桌上一份打印稿递过去,“你带回去,今晚通读,明早八点交给我修改意见。记住,别只看风险,重点看——他怎么把‘不可控变量’转化成‘可控参数’。比如他把患者心理预期设为独立变量,纳入疗效评估模型;比如他要求所有受试者术前完成三周正念训练,用fMRI监测默认模式网络基线——这些都不是画蛇添足,是在给不确定性建模。”
林砚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全是英文手写批注,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每个箭头都标着时间戳。
“他几点写的?”
“凌晨四点十七分。”杨平说,“邮件发来的时间。”
林砚合上文件,喉结动了动:“杨老师,我有个问题。”
“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临床试验失败了,或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您和曼因斯坦教授,会后悔把这篇主论文投给《医学》吗?”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空调低鸣声忽然变得很清晰。
杨平拿起桌上的钢笔,在空白便签纸上写下两个字:
**此刻。**
他把便签推到林砚面前。
“科学没有‘如果’,只有‘此刻’。我们此刻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此刻掌握的全部证据、此刻凝聚的全部信任、此刻承担的全部责任。后悔?那是留给没动手的人的奢侈品。而我们——”
他指了指窗外,南都七月灼热的阳光正泼洒在研究所西侧实验室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目的光。
“我们此刻,正站在光里。”
当晚,杨平没回宿舍。他坐在实验室角落的折叠椅上,面前摊着三份文件:曼因斯坦的人类试验方案、《医学》杂志编辑部刚发来的审稿进度更新(“Decision pending, reviewers’ comments under final consideration”)、以及一封来自柏林洪堡大学的加密邮件——附件是一份尚未公开的脊髓损伤修复领域全球专利布局图,标注着过去五年内所有相关技术的核心壁垒节点。
他一支支拧开钢笔,蘸着蓝黑墨水,在空白页上画线条。
不是草图,不是公式,是八个名字:曼因斯坦、克拉拉、汉斯、弗里茨、唐顺、林砚、他自己,还有最后一个——M7。
他在每个名字旁边画了一条线,线的尽头,指向同一个词:
**奔跑。**
不是“可能奔跑”,不是“有望奔跑”,不是“理论支持奔跑”。
是奔跑。
他画完最后一笔,抬头看向动物房方向。
夜已深,但M7笼舍的红外灯亮着柔和的红光。透过玻璃,他看见那只猴子正侧卧在垫料上,一条后腿微微屈起,脚掌朝上,脚趾自然舒展——那是准备蹬地的姿势。
杨平没开灯,也没动。他就那样坐着,在渐浓的夜色里,静静看着那抹微光,看着那只猴子放松的脚趾,看着自己写下的八个名字,看着那条通往“奔跑”的、尚未被任何期刊收录、未被任何基金批准、甚至尚未被人类语言完全定义的路。
窗外,南都的夏夜流淌着温热的风,裹挟着远处烧烤摊的孜然香和孩童追逐的笑闹声。风穿过研究所老旧的铝合金窗框,发出细微的嗡鸣,像一句无人听见却始终存在的旁白:
——所有伟大的事,都始于某个不肯熄灭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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