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文化部外联部门级别并不高，只是内部为了方便对外联络而建的。国内还有一个部门，叫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这个部门的级别非常高，任职的人一般要有在外使馆任职经验。

    具体多高呢，看如今对外委的...

    刘济民没接话，只把望远镜缓缓放下，指腹在冰凉的金属镜筒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忽然想起1953年金城前线，自己蹲在猫耳洞里数炮弹落点时，也是这样用指头一遍遍擦着缴获的美制M12望远镜——那时镜片被硝烟熏得发黄，擦不净；如今这架是国产62式，光学清晰，镀膜锃亮，可视野里那片馒头山却像一块刚出锅的、泛着铁青色硬壳的杂面馍，沉默地横在张家口西郊的风里。

    风很大，卷着草屑和尘土往人脖领子里钻。魏巍抬手按了按军帽檐，眯眼望向远处炮兵阵地方向：“这阵势，比当年上甘岭还密实啊。”

    “上甘岭是守，这里是演。”刘济民声音不高，却让旁边几个团领导下意识挺直了腰，“真打起来，炮火密度再翻一倍，也未必能拦住空降兵落地后十分钟内挖出单兵掩体。关键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村口晾衣绳上滴水的绿军装，“他们落地后有没有水喝、有没有热饭吃、有没有老乡肯给他们指条近路绕过雷区？这些，比炮火准不准更致命。”

    马光利团长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刘作家这话，说到根上了！我们团在村里搞‘战时支前模范户’评比，家家户户都备着三样东西：一袋炒面、两双布鞋、三张草席。炒面掺了胡麻油，耐饿；布鞋底纳了十七层袼褙，走夜路不打滑；草席铺在炕上，伤员抬进来就能躺下。上个月，三连一个新兵半夜阑尾炎发作，就是东头王寡妇摸黑背着他蹚过两条河送到卫生队的。”

    田川一直没说话，此刻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本蓝皮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华北军演政治工作指导要点（内部试行）”，边角已磨得起毛。“济民同志说得对。政治处刚统计过，全村七十三户人家，有六十一户主动腾出正房给伤员休养，十八个妇女组成战地洗衣组，二十四小时轮班烧热水。但问题也在这儿——”他翻开一页，指着一段铅笔批注，“洗衣组里有五个人，丈夫在装甲一师参训，至今没见过面；还有两个姑娘，对象是高炮团的，通信半年没回信，前两天托人捎来一张撕掉半边的照片，背面写着‘若我未归，勿等’。”

    魏巍怔住了，伸手想接过册子，田川却合上了。“不急看。今儿下午三点，团里安排了一堂课，叫‘战壕里的信’。主讲人不是干部，是炊事班老兵李守业。他儿子去年在珍宝岛打冷枪牺牲，骨灰盒回来那天，他照常剁了三百斤冻羊肉馅，给全连包饺子。没人见他哭，可擀面杖断了三根。”

    刘济民喉结动了动。他背包里还压着一封没寄出的信，是写给妻子林秀云的。信纸第三页写着：“张家口的井水极硬，煮开后壶底结一层白霜似的碱垢。我尝了一口，咸涩得像含了把粗盐粒。忽然就想起咱们结婚那天，你偷偷往喜糖罐里塞的那颗话梅糖——酸得我皱眉，你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你说，日子再苦，也得嚼出点甜味来。”

    他没写完。信纸折痕处已微微发毛。

    正午日头毒辣，一行人被请去吃午饭。饭堂搭在村小学操场上，几块门板拼成大桌，上面摆着粗瓷碗，碗里是土豆炖羊肉、玉米面发糕、腌芥菜疙瘩，每人一碗小米粥。刘济民刚端起碗，就听见操场北头传来一阵哨音，尖利而短促。接着是整齐的跑步声，震得碗沿嗡嗡轻颤。一群战士从土路上奔过，迷彩服上沾着泥点和草茎，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淌，在晒得发红的脖颈上拖出深色痕迹。跑在最前面的是个矮个子兵，左腿裤管空荡荡地束在腰带里，右腿义肢踏在地上发出“咔哒、咔哒”的闷响，每一步都像用尽全身力气，却始终卡在队伍最前端。

    “那是七班副班长陈树生。”王天恩压低声音，“三年前在中蒙边境巡逻，踩进苏军遗留的反步兵雷坑。截肢后申请留队，政审卡了三个月，最后是军长亲自批的条子：‘只要他还能站直，就让他站着’。”

    刘济民盯着那截义肢——黄铜色的金属关节在阳光下反光，像一截倔强的骨头。他忽然想起自己1952年在朝鲜负伤时，卫生员给他裹绷带的手抖得厉害，棉布条缠到第三圈就松了，他只好自己咬着牙把断骨往正位里推。那时没麻药，也没义肢，只有半块压缩饼干堵在嘴里，嚼碎了咽下去，满嘴铁锈味。

    饭毕，魏巍执意要去炊事班看看。李守业正在灶台前搅一大锅炖肉，锅盖掀开，白气裹着浓香扑面而来。老人鬓角全白，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右手虎口裂着几道血口子，可搅勺的动作沉稳如钟摆。见有人来，他只点头，继续盯着锅里翻滚的肉块，仿佛那里面藏着整场战役的胜负手。

    “李师傅，听说您儿子……”魏巍声音有些哑。

    李守业舀起一勺汤，吹了吹，递过来：“尝尝，盐搁少了还是多了？”

    魏巍接过碗，没喝，只是看着汤面上浮沉的几粒花椒，忽然问：“您恨吗？”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爆响。李守业拿抹布擦了擦手，从灶台底下摸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全是褪色的信封，每封都盖着不同邮戳：黑河、漠河、塔城、阿拉善……最上面一封没拆，寄件人栏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保密信箱”，落款日期是1977年10月12日。

    “恨？”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我恨苏联人埋的地雷，恨蒙古草原上的狼群叼走过我的羊，恨这口井水太硬，洗不净血。可我不恨打仗。我儿子走那天，自己把骨灰盒擦了三遍，说‘爹，别让我灰里掺沙’。他临走前还在教新兵练投弹姿势——胳膊抡圆了，腰要像拧麻花，炸点才准。”

    刘济民默默掏出随身的小本子，记下这句话。本子第一页写着：“文学不是粉饰太平的胭脂，是包扎伤口的纱布，更是挑开脓疮的柳叶刀。”

    午后，政治处组织座谈，地点在村祠堂。三十多个战士围坐，中间摆着一台老式红灯牌收音机。王天恩宣布议题：“假如明天就开战，你最想告诉家里人什么？”话音未落，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的新兵举起手：“报告！我想告诉我妈……别再往部队寄鸡蛋了！上次寄来的二十个，路上颠碎十五个，剩下五个全让炊事班蒸熟了分给病号。我妈还不信，说‘鸡蛋壳硬着呢’……”

    众人哄笑。笑声未歇，后排一个老兵慢悠悠开口：“我想告诉我婆姨，去年她来队探亲，走时偷藏在我挎包夹层里的那双鞋垫，我每天换着垫——左脚是‘平安’，右脚是‘凯旋’。可她绣歪了，‘凯’字少了一横，现在垫着，总像踩着半截断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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