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上午，乔治让人在码头上排开二十张长桌，每张桌后都堆起一座银山。

    乔治依照条款第七条，先付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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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仗死了三个人，乔治把皮袋一只一只交到遗孀手里。海燕号炮长费奇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提不动那只袋子，乔治就让两名水手替她扛着，一直送到她家门前。

    按照份额分战利品的时候，托马斯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个人走上前来。普通水手一份，三百五十镑，相当于皇家海军一个水兵三十年的收入。

    人们把皮袋往怀里塞，塞不下就用帽子兜，帽子兜不下，索性脱了衬衫来裹。

    莫根蹲在桌子底下点数，数到四百多时被人拍了下肩膀，他忘了数到哪儿，只好从头再来。数到第三遍，他把袋子往肩上一甩，站起身来。

    “不数了！”他嚷道，“反正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

    当天下午，帕迪就去了皇家港的衣料店。衣料店的柜子里压着一匹里昂丝绸，原来是库拉索总督夫人订的货：深红底子，金线织成藤蔓，价钱够买一条半单桅船。

    三天之后，帕迪穿着这匹丝绸做的新马甲，在码头上来回踱步，这一件比旧的贵了十倍还不止。他走得很慢，逢人就侧过身，好让对方看清后背的金线。

    托马斯从炮术学堂的视窗探出头来。“帕迪，你身上穿着两门十二磅炮。”

    “所以我走得慢，”帕迪说，“炮从来都是被推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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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的晚上，港口办公室。

    长桌上铺着自由港的大海图。托马斯、玛尔戈、伊莱亚斯都在，还有专程从库拉索赶来的范·德·维尔德。

    “港口的这一份银子，”乔治说，“我们不能把它锁在库里发霉。”

    他的手指在海图上点了几个地方：船厂，口两侧的山，码头后面的铸造坊。

    “我们要做三件事，铸，造，筑。”

    “你要造船，筑炮台，这我明白。”维尔德说，“铸什么？”

    伊莱亚斯掀开面前的帆布，露出一对新刻的钢模。上面一面是铁锚，锚上一颗星，锚下一条鱼。另一面环刻着自由港几个字母，中央的位置是罗马数字八和年份1708。

    维尔德拿起钢模，凑到灯下看了很久。“你们是要自己铸币？”

    “对，一枚能兑一枚西班牙银币，”乔治说，“份量相同，但成色更足。”

    托马斯接过话。“成色按伦敦造币厂前几年新定的不列颠标准，比西班牙银币高出一截。西班牙人的银币是用锤子敲出来的，方的方，歪的歪，成色也不一致。在皇家港收西班牙银币，得先过秤，还得翻过来看看，边上是不是被人剪过。”

    “但我们的用机器压，枚枚一样圆、一样重，边缘滚一圈齿纹，谁敢剪一刀，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维尔德放下钢模，眯起眼睛打量他。“你懂这个？”

    “年轻的时候，”托马斯说，“我专门研究过，怎样让一枚银币看起来比它实际上更值钱。”

    伊莱亚斯的螺旋压币机装在船厂后面的一间石屋里。一根铸铁螺杆，上面横着一条铁臂，两端各坠一只铅球。

    第一次试压，上模崩裂，铁锚只压出了半只。他把钢模埋进草木灰里退了一夜的火，重新淬过。第二次，四个人一起拽动铁臂，螺杆落下，整间石屋随之一震。

    伊莱亚斯捏着边缘取出银币，在袖口上擦了擦，上面的铁锚、星星、鱼，都清晰可见，边缘的齿纹也细密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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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管这种银币叫锚元。

    第一个月，它只在港内流通。几个月后，它随荷兰船到了库拉索，又到了皇家港。

    维尔德启程前，乔治又交给他一封火漆封好的信，要他在阿姆斯特丹给自由港开一个户头，自由港每个月会汇去一笔银子，分批买进英国国债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每次少量，不要引人注意。

    维尔德走后，托马斯终于开口：“你买这么多英国人的债，做什么用？”

    “存钱。”乔治说，“英国人的债，利息比西班牙人的银子稳定。”

    那年秋天，牙买加种植园主议会照例在西班牙镇开会。

    第一项议程是糖价，第二项是逃奴。议到逃奴时，老议员霍尔丹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银币，放在桌上，推到中央。

    银币在桌边传了一圈。有人举到窗前对着光看，有人放进嘴里咬，有人掏出自己的西班牙银币并排比较，比完后，一言不发地递给下一个人。等它回到霍尔丹面前，桌边已经没有人说话了。

    “上个月，”霍尔丹说，“我的厨子来问我，工钱能不能用这个付。他说集市上更认这个，不认我们的钱。”

    “那是叛乱者的钱。”有人说。

    霍尔丹把银币翻过来，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但叛乱者的钱……比女王陛下的钱银子分量还足。”

    散会后，他回到书房，用一小块油布把那枚锚元包好，装进信封，写下了寄给伦敦阿什福德的地址，信上只有一句话。“海盗开始自己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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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港的资金充足后，干活也财大气粗起来。

    底的沙滩上同时铺开了三座船台，一起造船。

    很快，二十四门三十二磅重炮也运抵港口。那是从阿姆斯特丹的军火商那里买的，每门重逾两吨，卸船时甚至压碎了码头上的三块垫木。

    乔治还做了很多让港里人看不明白的安排。

    他让人在口外岬的旧炮台前加了一道石砌胸墙，然后又在内两侧的山坡上，修起了两圈炮位。

    外圈每天都开炮操演，内圈的炮口前，却种满了带刺的灌木，三个月就长到一人高了。乔治下令这个区域严禁开炮，炮手们操练完装填，就得去给灌木浇水。

    十几条灌满碎石的旧船壳被拖到口内侧，说是要垫防波堤，沉了一半，剩下的几条却始终锚在航道旁，帕迪问了几次，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同一句：工期排不过来。

    内里还横泊着几条拆去炮甲板、架上重炮的旧商船，据说是给新炮手练靶用的。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们知道，从仁慈号的底舱到圣何塞号的火药库，乔治说过的事，从未落空。

    入港即自由的人一船接一船地到来，格里芬和帕迪开始从青壮中编练民兵，还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燧发枪。

    扎卡利给航道上的二十一个浮标都编了号。港口每月举行一次大演习，每次演习前一晚，每位舰长、炮长和土垒班长，都会领到一只火漆封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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