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交错,勾勒出硬件与软件咬合的齿痕。
“倪老师,这里!”王海突然拍桌,指着一行汇编指令,“您的DMA控制器允许最大突发长度是64字节,但WPS实时拼写检查需要连续读取128字节的字典块——中间必须插两拍等待周期!这会拖垮整条流水线!”
倪光南拿起笔,在纸上唰唰画了个新模块:“加一级预取缓冲,地址预测用哈希桶,命中率能到92%。缓存大小……”他抬眼问杨工,“你们星火组,有没有超薄氧化层电容的快速充放电数据?”
杨工立刻翻出笔记本:“有!上周刚测完,1.2纳秒充至85%!”
“够了。”倪光南落笔,画出缓冲模块电路,“用这个特性,把预取延迟压到1.8纳秒以内。”
谢建军默默给两人添满茶水。他知道,此刻桌上这些看似琐碎的争执,正是中国芯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长出牙齿”的过程——不是模仿别人的牙,而是自己生出的、带血丝的、带着原始生命力的牙。
下午两点,中关村大街。
一辆贴着“未名科技·技术服务”标识的白色厢式货车缓缓驶过。车窗半开,露出里面堆叠的仪器箱和几台崭新的致远电脑。驾驶座上,是刚结束培训的三十名青年工程师,每人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钛合金徽章,上面蚀刻着两行字:上为“熔炉”,下为“1991”。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河北邢台一所县级中学的计算机教室。那里,第一批五十台未名·致远电脑昨日刚安装完毕,配套的基石系统里,连WPS都尚未完全适配。
车厢里没人说话。只有车载收音机里,传出《人民日报》播音员沉稳的声音:“……我国自主研发的倪工一号芯片及基石操作系统,标志着信息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迈出关键一步。其成功,不在于参数超越,而在于扎根于汉字文明土壤的技术自觉……”
货车拐过街角,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车身上,那枚枚钛合金徽章,倏然闪过一片冷冽而坚定的银光。
同日傍晚,西江县,谢家老宅。
院中槐树刚结出米粒大的嫩苞,谢长贵蹲在青石井台边,用一块粗砂布细细打磨一把老式木工刨子。刨刃在夕阳下泛着幽蓝的光。林晓芸坐在门槛上,膝上摊着本厚厚的《半导体物理导论》,书页边角卷曲,密密麻麻全是铅笔批注。
谢建华风尘仆仆地跨进院门,西装皱得厉害,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哥!”他嗓门洪亮,“刚从深圳回来!华为任总亲自送我到机场,说要买五百台致远,专供研发部!还让我带话——‘请倪院士放心,我们华为的交换机,等着装上龙国芯!’”
谢长贵没抬头,继续打磨,砂布摩擦木柄发出沙沙声:“他倒是个明白人。”
“还有呢!”谢建华一屁股坐在石阶上,掏出包里一叠文件,“这是深港两地二十家电子元器件厂联名签的承诺书——只要咱们的芯片量产,他们立刻转产配套电阻、电容、连接器,价格比进口便宜四成!”
林晓芸合上书,轻声道:“建华,他们不怕赔钱?”
“怕?”谢建华咧嘴一笑,指着院墙根下几株疯长的野蔷薇,“晓芸姐,你瞧这草,春天一到,踩不死,烧不净,硬是从砖缝里拱出来!咱们搞实业的,哪有怕赔钱的?怕的是没地方赔!”
谢长贵终于停下动作,举起刨子对着夕阳眯眼细看刃口。一道笔直如线的寒芒,自锋刃延伸至刃尖,凛冽,纯粹,不带丝毫杂质。
他将刨子轻轻放回井台,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明天一早,”他望着院门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声音不高,却像犁铧破开冻土,“我飞深圳。带倪老师一起去。华为的交换机,得先装上第一颗‘龙睛’。”
夜风穿过槐树新叶,簌簌作响。院中,那把刚打磨好的刨子静卧在青石上,刃口朝天,映着满天初星,寒光凛凛,仿佛一柄尚未出鞘,却已注定要劈开混沌的剑。
1991年3月25日,深夜,未名科技大厦,芯片实验室。
最后一盏灯亮着。倪光南独自坐在示波器前,屏幕上,绿色的波形线正稳定地跳动——那是倪工一号样片在极限负载下,电源纹波的实时监测曲线。峰峰值,0.87毫伏。低于设计指标1.2毫伏整整0.33毫伏。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再戴上。屏幕上的波形依旧平稳,如同大地深处永不停歇的脉搏。
门外,谢建军悄然立着,没敲门。他看见倪光南慢慢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早已停摆的上海牌手表,表蒙碎裂,指针永远停在三点十五分。
那是1968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奔赴西南三线建设时,导师送的临别礼物。表壳内侧,用极细的刻刀刻着四个字:静水深流。
倪光南凝视着那停驻的指针,良久。然后,他轻轻合上布包,放回抽屉。起身,走向墙边巨大的白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流片进度、良率目标、交付节点……所有字迹皆力透纸背。
他在最顶端空白处,用黑色马克笔,写下八个新字:
熔炉不熄,星火燎原。
笔锋如刀,入木三分。
谢建军转身离开,轻轻带上了实验室的门。
走廊尽头,电子钟显示:23:59。
再过一分钟,就是1991年3月26日。
新的一天,新的征途。没有鼓乐,没有宣言,只有示波器上那根永不停歇的绿色波形线,在寂静中,以0.87毫伏的微小起伏,丈量着一个民族向技术深空跋涉时,最坚实、最沉默、也最不可撼动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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