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从三点开始，一直讨论到下午六点半。五点往后，会场的氛围逐渐开始衰减，一群老头不停地往厕所里面跑，坐在位置上的哈欠连天，手托着脑袋支撑在桌子上，就差打鼾了。

    张一弓刚开始还拿着笔记上一点...

    于蓝推着自行车停在灵境胡同口的槐树下，车轮碾过薄薄一层积雪，发出细碎而清脆的声响。她摘下手套，指尖冻得微红，却仍把电报纸攥得笔直，仿佛那不是一张薄纸，而是刚从炉火里取出的烧红铁片。

    “济民哥，”她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子韧劲儿，“《战争子午线》剧本初稿已经改到第七遍了，可总觉得缺一口气——不是人物不真，不是故事不硬，是缺一个‘根’。咱们写孩子上战场，写他们在炮火里分糖吃、在战壕里背唐诗，可他们为什么不怕？为什么还笑？为什么一边流血一边数星星？这根子，我找不着。”

    刘济民接过电报，没急着看，只把于蓝让进院门。朱霖听见动静，掀开棉帘迎出来，手里还端着刚煨好的银耳羹，热气氤氲中她朝于蓝点点头，又转身往厨房去了。刘济民引着于蓝穿过抄手游廊，风卷着雪粒子扑在青砖地上，像撒了一把盐。

    书房门一开，暖意裹着墨香和旧书页的微尘扑面而来。毛仔正蹲在书架前翻一本泛黄的《香江市政年报》，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笑，顺手把手里那本1952年版的《九龙城寨地籍图册》塞回原处。他没起身，只抬手点了点桌上摊开的《笼民》手稿：“蓝姐来得巧，济民刚写完第三章‘铁丝网上的鸽子’——讲一个十二岁的丫头，每天凌晨四点爬出三层高的笼屋，踩着锈蚀的梯子去接早班电车司机倒掉的隔夜茶水，回来兑上凉水，卖给隔壁卖报的老头。”

    于蓝怔了怔，没接话，只是默默走到窗边。窗外雪势渐密，灰白天空压得很低，几只麻雀缩着脖子，在枯枝间跳动，羽毛被风吹得凌乱不堪。她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在张家口采风时见过的一个小兵，十六岁，脸还没长开，却已能单手托起五公斤重的迫击炮弹。夜里宿营，他把弹药箱当枕头，哼的是《东方红》调子，可唱到“共产党，像太阳”，声音就哑了半截——后来才知道，他娘死在三年前的饥荒里，饿极了啃观音土，肚皮胀得透明，临终前攥着他一根手指，说“别哭，土里能长出麦子”。

    “济民哥，”她转过身，眼眶有点发烫，“你说……孩子怕不怕死？”

    刘济民没答，只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张黑白照片：一张是香江石硖尾大火后的废墟，焦黑梁木横七竖八，一个穿蓝布衫的男孩坐在断墙上，怀里搂着半截烧焦的竹笛；一张是深水埗码头，晨光里上百个赤脚少年蹲在货堆旁等活计，最小的那个不过十岁，裤管挽到膝盖，小腿上全是蚊虫咬出的红疙瘩；最后一张是九龙城寨窄巷，两个小女孩并排蹲在污水沟边，用小棍子拨弄一只死老鼠，脸上竟带着点好奇又认真的神情。

    “他们怕。”刘济民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怕得睡不着觉，怕得尿床，怕得半夜惊醒攥着别人的手不松开。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他们照样去抢活儿、去偷米、去替人扛水泥包——不是不疼，是疼着疼着，就忘了自己还在疼。”

    毛仔这时站起身，把一杯新沏的浓茶递给于蓝：“蓝姐，你写的是战争里的孩子，可战争从来不在硝烟里开始。它早就在粮票定量减半那天、在父亲病退工资打六折那天、在妹妹辍学去纱厂顶替名额那天，就悄悄落进了他们眼睛里。”

    于蓝捧着茶杯，指尖慢慢回暖。她忽然想起《笼民》手稿里那段描写：黄毛小子蹲在笼屋铁皮顶上修漏雨，雨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浸透单薄衣衫，可他一边拧螺丝一边哼粤剧《帝女花》选段，调子跑得厉害，却一句不落。楼下阿婆骂他扰人清梦，他笑着应：“阿婆，我唱错词，您教我啊！”阿婆没应声，只把一碗刚煮好的番薯糖水搁在窗台上，碗沿还冒着热气。

    “原来根在这儿。”于蓝喃喃道，像是自语，又像顿悟，“不是不怕死，是连‘怕’都得腾出地方来让给别的东西——让给一碗糖水，让给半截竹笛，让给妹妹明天上学要交的两毛钱。”

    刘济民点头：“《战争子午线》里那个小哨兵，他吹号不是因为听命令，是因为他爹临走前说，号声一响，鬼子的炮就炸不准。他信了，所以每天擦三遍号嘴，哪怕手裂了口子渗血，也非得用唾沫把铜锈擦干净。这不是天真，是穷孩子唯一能攥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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