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舟每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

    上面人谈好了之后，就是下面人开始谈。

    医院的地址在哪里，是住建部门和四区五县还有市里的决定。

    周行舟只要不直接定死在哪里盖医院，这个位置就有的谈。...

    除夕刚过，周谷镇就接到了京城打来的电话。不是什么紧急公务，而是周行风的媳妇甘霖在电话里哽咽着说：“浩浩发烧到三十九度七，打了两天针不见退，医生说是病毒性脑炎前兆……他爸连夜开车送孩子去协和，可挂号排到三天后。”

    周谷镇没多问，只说：“让行风把车开到文化村东门，我派车接。”

    挂了电话，他径直走到实验室二楼的隔离间——那里正进行着一项代号“萤火”的微型散热模组测试。整面墙的温控屏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流，蓝光映在他镜片边缘，像两道冷冽的霜痕。他敲了敲玻璃窗，正在调试热传导系数的汪秀纶立刻摘下防静电手套迎出来。

    “调三辆‘青鸟’通勤车，加装医疗舱，配两名随队医生，一辆车运便携式脑电图仪和低温血浆箱，另两辆带氧气瓶和儿童镇静剂。十五分钟内出发。”

    汪秀纶一愣：“周总，这……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孩子，又不是危重病人？”

    周谷镇已经转身往楼梯口走，声音不高，却压得人喉咙发紧：“去年夏天松花江溃堤前七十二小时，气象局三次预警被当成误报。结果呢？八百公里堤坝塌了四十七处。汪工，你告诉我——人命能赌得起七十二小时吗？”

    汪秀纶没再说话，只低头快步跑向调度室。走廊尽头，穿白大褂的年轻女研究员抱着一摞芯片封装报告经过，抬头看了眼周谷镇的背影，忽然停住脚步，把报告塞进旁边消防栓箱——那是文化村约定俗成的“临时存档点”，谁有急事要找人，就往里塞张纸条，十分钟内必有人取走。

    周浩被送到文化村附属医院时，额头烫得能煎蛋。儿科主任老张是周谷镇当年从上海瑞金医院挖来的，戴着老花镜看CT片时手都在抖：“海马区有轻微水肿……但核磁显示血脑屏障完整，不像典型病毒性脑炎。”

    周谷镇站在诊室门口没进去，只问：“有没有可能是免疫应答过度？”

    老张猛地抬头：“您怎么知道？我们刚做了淋巴细胞亚群检测……”话音未落，护士小跑进来：“周总！协和神经内科王主任刚来电，说他们查到浩浩三个月前接种过某批次狂犬疫苗加强针，该批次存在极微量佐剂超限——可能触发Th17细胞异常活化！”

    诊室里瞬间安静。窗外玉兰树正开着第一茬花，风一吹，几片花瓣粘在玻璃上，像凝固的泪痕。

    周浩住院第三天，周行风拎着两盒茶叶来探望。他特意绕路去了文化村小学，在校门口站了许久。操场边新砌的砖墙还没刷漆，露出赭红色的土坯本色，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用粉笔画跳房子格子，其中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脚够不到第五格，旁边穿蓝布衫的男孩突然弯腰托了她一把。周行风认出那是周明的儿子——他二哥家的孩子，今年七岁，和浩浩同班。

    “爸，您来了。”周明从教室里出来，手里还攥着半截粉笔，“浩浩好些没？”

    周行风点头，目光落在儿子沾着粉笔灰的指甲缝里。他想起小时候，自己也是这样蹲在周谷镇家院墙下写作业，而周谷镇坐在门槛上剥核桃，核桃仁堆成小山，分给每个孩子两颗，唯独不给他——“行风手太重，剥坏了三颗，浪费。”

    如今那堵院墙早拆了，改成文化村创业孵化中心的玻璃幕墙。可有些东西没变：周谷镇仍习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哪怕那人只是个七岁孩子；而他自己，永远站在资源分配链条的末端，连咳嗽一声都怕惊扰了别人的工作节奏。

    当晚，周谷镇在病房陪护。周浩睡着后，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萤火”项目进度表，指尖悬在“散热模组临床验证”栏位上方迟迟未落。窗外月光斜切进来，在键盘上投下锐利的阴影。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蹲在县农机厂铁皮房里焊电路板，父亲周老头隔着窗户喊：“行舟啊，焊枪别歪，歪了焊点虚，虚了机器就烧。”

    那时他不信。直到第一台国产示波器在交付前夜冒烟报废，客户指着焦黑的主板骂：“周师傅，你们周家人焊的不是电路，是火药！”

    第二天清晨，周浩退烧了。周谷镇亲自推着轮椅送他去康复科做脑电生物反馈训练。走廊里遇见刚结束晨跑的裴胜贞，她穿着墨绿色运动服，鬓角微汗，手腕上搭着条薄毯——那是周浩昨天输液时盖过的。

    “妈。”周谷镇叫了一声。

    裴胜贞没应，只把毯子抖开重新叠好，动作缓慢得像在整理一件古董。她忽然问：“行风昨儿在小学门口站了二十分钟，你看见没？”

    周谷镇摇头。

    “他数了三遍砖头。”裴胜贞把叠好的毯子递过来，“东墙第七排，第三块砖有裂纹，他小时候尿急，总蹲那儿撒尿。”

    周谷镇接过毯子，指尖触到内衬绣的一行小字：**浩浩周岁·妈手作**。线头微微翘起，像一道没愈合的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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