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历史，东林党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关于东林党，后世的争议始终没有消停过。

    各种观点纷呈，赞许者有，批判者众。

    更有甚者，竟然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东林党的头上。

    可对于东林党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能说得清的人并不多。

    其实崇祯年间的东林党，已经和当初的东林党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泾阳公讲学东林之时，附从者何人？不过商贾、工匠、市井小民之辈尔。东林先贤，虽在朝为官者众，然可有阁臣显贵？并没有。”

    左梦庚原本在一旁安静伺候，侯恂和刘宗周也没有当回事。

    他虽然展示出了不俗的武艺和军事才能，可是在两位大佬眼中，最多只是武将之才。

    朝政上的事，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可左梦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侯恂和刘宗周正为了东林党的烈火烹油而忧心忡忡时，左梦庚平地起惊雷，直言东林党有此变故，根源就在于东林党的性质变了。

    东林党一开始并非什么显贵，说是起于草莽都不算过份。

    彼时创办东林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官小吏。

    即使是顾宪成，也只不过是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是考功郎中，并非什么顶级大佬。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一开始前来听课的人，几乎都是商贾、工匠、市井小民等辈。

    这些人虽然都是贱民，可是却意义不凡。

    因为江南商贸繁荣，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这里的平民已经不满足一日三餐果腹，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

    以往他们没有什么途径，但是顾宪成的讲学，让他们有了进步的途径。

    于是万千百姓云集，声势迅速扩大，这才有了东林党的崛起。

    可以说，一开始的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商贾、手工业者、工匠、平民商贩的利益。

    这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进步的。

    毕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是大势所趋。

    嘉靖后期，包括隆庆、万历前期，整个东林党的表现都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积极的意义。

    其中隆庆开海，更是东林党的呕心之作。

    后世批判东林党的人，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东林党反对开海，导致中国不能开眼看世界。

    这个说法错误的非常离谱。

    因为在明末主导开海的，恰恰是东林党人。

    打出隆庆开关第一枪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就是东林党人。

    其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更是湛若水的学生。提拔重用他的人，是东林大佬邹元标。

    许孚远更是刘宗周的老师。

    这些关系，足以证明了吧？

    后世许多观点中，说东林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

    这就更加奇怪了。

    东林党既然是大资本家的代表，为何会不支持开海呢？

    哪个资本家嫌弃钱赚的少了？

    什么？

    垄断走私？

    拜托，走私能赚多少？

    隆庆开海最终选择在了福建，还是月港这种小地方，原因也有江南的固有势力太过于强大，导致政策在此地无法实行的无奈选择。

    这个观点的最大错误之处，就是用东林党将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代表了。

    事实上，在江南地区，东林党并非最强大的势力。

    真正垄断了东南财贸、阻扰开海的人，其实是东南的勋贵、大地主、世家。

    比如魏国公府、浙党等等，这些人才是大地主的代表。

    说东林党垄断走私，那就更是笑话了。

    彼时的东林党手中既无权，又无兵，怎么打通海禁，把货物运出去？

    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些的，必然是掌控了东南兵权和政权的勋贵、世家。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戚继光、胡宗宪、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俞大猷又起于福建、并非江浙的缘故。

    抗倭之后，胡宗宪惨死，戚继光、谭纶被远调，俞大猷缩回了福建，这就是东南的勋贵、世家反扑的结果。

    同样的，也因为东南的勋贵、世家太过于强大，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

    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世家的围堵，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东林党代表的商贾、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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