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唯珍翻着报纸的手指顿了顿，目光停在一则不起眼的角落新闻上——《港岛金行紧急收购黄金，单日收储量破纪录》。她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纸页边缘，油墨未干，字迹微微晕开，像一滴渗进纸背的汗。这消息来得蹊跷，金行向来稳扎稳打，怎会突然放出如此急迫的风声？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左耳后那颗小痣，那是她上辈子就有的胎记，也是她唯一敢确认自己没认错人的凭据。翁孝昀……翁孝昀……这个名字在舌尖滚了滚，又咽了回去。她不敢念出声，怕惊动什么，也怕惊动自己。

    窗外，午后阳光斜切过纱帘，在地板上投下细密格纹，光尘浮游如微小星群。小乐乐睡得正沉，小胸脯一起一伏，手还攥着半截奶瓶，嘴角沾着一点白渍。桂婶刚把孩子哄睡，轻手轻脚退出来，顺手把门虚掩上。她端着一杯凉透的菊花茶进来，搁在茶几上，压低声音：“姐，李阿婆走前说，王婶昨儿瞧见云家那小子了。”

    常唯珍抬眼：“哪儿？”

    “菜市场后巷。”桂婶擦了擦手，“拎着个旧帆布包，蹲在豆腐摊子边啃冷馒头。王婶心软，塞给他两块豆腐，他谢都没谢，低头就走。王婶说，那孩子眼神不对劲，不是饿出来的，是熬出来的——眼底发青，颧骨高得硌人，可脊梁骨直得像根铁钎。”

    常唯珍没说话，只把报纸翻过一页。云家的事，早就不只是八卦了。那日车库对峙，没也疯癫叫骂，土豆丝珍拼命维护，索婶母子撕扯成一团，可真正让她心头一紧的，是阿美被拽进屋前那一瞬的侧脸——没有惊惶，没有委屈，只有极淡、极冷的一抹笑，像刀锋掠过冰面，快得几乎不存在。她当时没懂，此刻却忽然明白：阿美不是在演戏，是在布局。一个连自己丈夫都懒得装恩爱的人，何苦为江二少赌上全部名声？除非，江二少给她的，不是情，是筹码。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常唯珍掏出来，屏幕亮起，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招财猫肚子里的金，够买三副棺材。你妈当年埋的，不止牛背山。”

    她指尖猛地一颤，茶杯晃了晃，水泼出半圈涟漪。桂婶没察觉异样，只当她被太阳晒得恍神，伸手替她撩了撩额前碎发：“姐，热吧？要不要开风扇？”

    “不用。”常唯珍声音很平，把手机倒扣在膝上，指甲掐进掌心。她盯着电视柜上的招财猫，那只镀金的、憨态可掬的招财猫。肚子里藏着真金，而金的来历，竟和她母亲有关？她母亲去世时她才八岁，葬礼简陋得连像样的棺木都没有，还是邻居凑钱买的松木板。后来父亲酗酒，家徒四壁，哪来的金？又哪来的胆子，去牛背山埋东西？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总在雨天抱着她坐在窗边，听檐滴答。那时母亲会哼一支不成调的歌，手指缠着她的小辫子，一遍遍绕，一圈圈松，最后落在她耳后那颗痣上，轻轻按一下：“囡囡，记住了，这颗痣，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谁要是认出它，就是认识你妈的人。”

    她一直以为那是母亲随口哄孩子的傻话。可现在，那颗痣像烧起来一样烫。

    桂婶去厨房切西瓜，刀落砧板的声音笃笃响。常唯珍起身，走到招财猫前，蹲下身，从背后抽出一根细长的钢针——那是她修相机时用的镊子，尖头磨得极细。她掀开招财猫底部的橡胶垫，露出一个黄铜螺丝。拧开，里面不是空腔，而是一层薄薄的锡箔纸，裹着三张泛黄的纸片。她指尖一捻，锡箔簌簌剥落，纸片展开：一张是港岛华商银行1949年的存单，户名“陈素贞”，金额五万港币；一张是沪上永安百货1950年的提货单，品名“金条二十根，每根十两”；最后一张，是一张模糊的合影，背景是码头，穿旗袍的女人搂着两个孩子，男人站在侧后方，面容被光影吞没大半，只余下轮廓——宽肩，窄腰，右手无名指上一枚银戒反着光。

    常唯珍的呼吸滞住。照片右下角，一行褪色蓝墨写着：“孝昀携素贞、孝城、孝明，赴港。一九五〇年七月廿三。”

    孝昀。翁孝昀。

    她喉头滚动，想吞咽，却干涩得发痛。原来不是她认错了人。是命运早把线头埋进了血肉里，等她自己来拆。翁孝昀没死。他带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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