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婶端着刚炖好的莲子百合汤进屋时，常唯珍正坐在灯下翻一本泛黄的旧相册。照片边缘微微卷起，玻璃纸已有些发脆，轻轻一碰就簌簌掉渣。她指尖停在一张黑白照上——牛背山防空洞入口那扇锈蚀铁门，门框左下角歪斜地钉着一块褪色木牌，字迹模糊，只勉强辨出“民防”二字。那是五三年初春拍的，她记得清楚：那天风大，吹得她额前碎发乱飞，元智庸站在洞口朝她挥手，手里拎着半袋石灰粉，说要给里面刷一层防潮浆。

    她没应声，只把相机收进布包。后来才知，那袋石灰粉根本没用上。

    汤碗搁在桌角，热气袅袅升腾，映得她眼睫微颤。桂婶没说话，只默默抽走她手边那本相册，顺手换上新洗的干毛巾搭在椅背上。“阿珍，水烧好了，先擦把脸。”声音压得低，像怕惊扰什么。

    常唯珍没动，目光仍黏在相册封底内页——那里用铅笔淡描了三道横线，每道旁边都标着日期：五三年四月十七、十八、十九。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箱未动。”

    她喉头动了动，忽然问：“桂婶，您还记得牛背山那晚，防空洞里有几盏灯？”

    桂婶正拧干毛巾的手顿住，水珠顺着指缝滴进搪瓷盆里，嗒、嗒、嗒。“三盏。”她答得极快，仿佛这答案已在舌尖滚了三十年，“两盏挂顶上，一盏搁石阶第三级。那晚风灌进来，灯罩晃得厉害，影子在墙上跳得跟鬼似的。”

    “灯亮着？”

    “亮着。智庸走前亲手点的。”

    常唯珍慢慢合上相册，封皮发出一声轻哑的叹息。她终于起身，接过毛巾擦脸。温热的棉布覆上额头时，她闭了眼——不是疲惫，是怕眼底那点光太亮，亮得藏不住什么。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接着是女人尖利的哭嚎，断断续续，被夜风撕成碎片：“……求你们……再宽限三天！我妹妹明天就来港了！她有钱！她真有钱啊——！”

    常唯珍擦脸的手停在颧骨处。桂婶却像早料到般，只将毛巾浸回热水里，拧得更干些：“许婉的妹妹，下午三点到的码头。穿件藕荷色旗袍，拎着个鳄鱼皮小箱子，头发烫得卷卷的，像刚从画报里走出来的。”

    “她知道陈太太欠债？”

    “知道。”桂婶把毛巾重新叠好，边角压得一丝不苟，“陈五妹亲自去码头接的。路上就把事全倒给她听了——连高利贷昨儿半夜砸了陈太太家玻璃的事，都没漏一个字。”

    常唯珍没接话。她转身拉开五斗柜最底层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只青花瓷小盒。盒盖掀开，里头没有珠宝，只有一小撮灰白粉末，细如霜雪，凑近了能闻到极淡的苦杏仁味。她用指甲挑起一丁点，在掌心碾开，粉末簌簌落下，不留痕迹。

    这是上周清理老宅阁楼时，在元智庸旧书箱夹层里发现的。同盒一起的，还有半张烧焦的送货单，字迹被火燎得只剩几个残角：“……三十……樟木……防……潮……”

    她忽然想起陈太太今早狼狈闯店时，袖口蹭过柜台留下的灰痕——那灰比寻常灰尘更细，颜色也更浅，像极了此刻掌心残留的余味。

    “阿珍？”桂婶递来一杯温水。

    常唯珍仰头喝尽，水滑入喉，竟尝出一丝铁锈般的腥气。她抬眼望向窗外，对面楼宇灯火次第亮起，像一串被无形之手点燃的豆灯。最远处，富豪城夜总会霓虹招牌正滋滋作响，红蓝两色光晕在玻璃上流淌，忽明忽暗，如同垂死者急促的呼吸。

    翌日清晨，索家姐妹的争执声比闹钟还准时。常唯珍正给小乐乐系围兜，就听见隔壁传来索盼弟清亮的嗓音：“……朱老板昨儿亲口答应的！他说只要阿强肯来，经理位置随时空着！”话音未落，索招弟的冷笑便劈头盖脸砸下来：“他空着的是厕所门吧？你当人家是开慈善堂的？”

    “大姐！”索盼弟拔高了调子，“您就是太小心！朱老板连送您俩去日本的机票钱都垫了，这点小事还能反悔？”

    “他垫的是机票钱，不是阿强的骨头。”索招弟的声音冷得像块冰，“你倒说说，他让你哥管什么？管塑料花流水线？还是管仓库里那堆发霉的胶水桶？”

    常唯珍忽然放下围兜。小乐乐仰起脸，奶声奶气问：“妈咪，小飞机飞哪去啦？”

    她蹲下身，拇指抹掉孩子嘴角的米糊，声音轻得像片羽毛：“飞到云里躲起来了。”

    这话刚落，楼下传来一阵喧哗。桂婶匆匆推门进来，鬓角汗津津的：“阿珍，快下楼！陈太太在巷口被人按在地上打！”

    常唯珍抓起钥匙冲出门时，听见索家姐妹的对话戛然而止。她没回头，只听见索盼弟在门后压着嗓子问：“……是朱老板的人？”

    没人应她。

    巷口已围了七八个人。陈太太蜷在墙根，旗袍撕裂处露出青紫瘀痕，手指死死抠着砖缝，指甲缝里塞满黑泥。两个穿黑背心的男人叉腰站着，其中一个叼着烟，烟头猩红，映得他嘴角那道疤格外狰狞。“跑？你再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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