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炼化厂和互联网行业的话题，双方聊的还真是不多，只是简单的交谈了一番，小约翰·摩根就打住了。

    见他不问，恩斯特自然也乐得轻松。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精明着呢，直接把话题引到了战时国...

    医生办公室的窗子没关严，初夏的风裹着槐花甜腥气钻进来，把桌上那张诊断单吹得微微颤动。我伸手按住纸角，指尖蹭过“右眼视网膜前出血”几个黑体字，墨迹洇开一点，像干涸的血痂。护士刚送来的降糖药盒还敞着盖，铝箔板上十二粒药片排得整整齐齐，每粒都压着个小小的十字——我盯着那十字看了三分钟，直到眼眶发酸，才把药盒扣上。

    手机在裤兜里震第三下时，我正用左眼眯着看窗外梧桐树影。屏幕亮起，是林薇发来的消息：“咖啡店后巷的监控坏了三天，你猜为什么？”后面跟了个眨眼表情。我没回。拇指悬在键盘上方，食指无意识摩挲着右眼眶——那里不疼，但沉，像塞了团浸透温水的棉絮，每一次眨眼都牵扯着太阳穴突突跳。上周五在“蓝调”咖啡店后巷撞见陈默的车，黑色迈巴赫停得歪斜，车门半开，他弯腰扶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下车。女人抬手整理他领带时，指尖划过他喉结的动作，和三年前我在圣莫尼卡海滩替他擦防晒霜时一模一样。当时海浪正卷走我脚踝边的沙粒，他笑着把墨镜推到头顶，说林薇总嫌他领带夹太老气。

    现在领带夹还在我抽屉最底层，银质，刻着细小的鸢尾花。上周清点旧物时翻出来，背面有两道浅浅划痕，像是被什么尖锐东西刮过。我把它扔进废纸篓，又捡回来，用酒精棉片擦了三遍，放进保险柜第三层——和离婚协议复印件、林薇产检B超单、还有那张泛黄的旧机票并排躺着。机票是飞洛杉矶的，日期是2019年4月17日，登机口C12，座位号14A。那天陈默说公司临时派他去西雅图开会，结果我凌晨三点在机场VIP休息室看见他和林薇并排坐着，她把头靠在他肩上，手里攥着两张去檀香山的登机牌。

    右眼视野边缘突然浮起一团灰雾，像有人往镜头上呵了口气。我眨眨眼，雾气散开，又聚拢。这感觉比医生说的“视物模糊”更糟——它像一层活物，在眼球表面缓慢爬行，时而遮住半个字母，时而让路灯的光晕拖出三道尾巴。昨天在便利店买牛奶，扫码枪红光扫过条形码时，我愣了足足五秒才反应过来该按哪个键。收银员小姑娘探头问我：“哥，你眼镜脏啦？”我摇摇头，右眼瞳孔里映着她胸前工牌上的笑脸，那笑脸正在一格一格地碎裂，像老式电视信号不良时的画面。

    手机又震。这次是陈默的语音：“阿哲，爸今天又问起你。”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里有瓷器轻碰的脆响，应该是他家厨房。我点开播放，听见水流声，接着是他母亲哼的《茉莉花》调子，断断续续，像卡带的磁带。陈默的父亲去年确诊阿尔茨海默症，记不清自己吃过饭，却总在黄昏时分坐在阳台上数梧桐叶，数到第七片就喊我的名字。上个月我去探病，老人枯瘦的手突然攥住我手腕，指甲陷进皮肉里：“你别走，哲哲，你妈走那天也是梧桐落叶子……”我低头看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盘踞的老藤，右眼视野里那团灰雾正缓缓漫过他眼角的皱纹。

    我没回陈默。把手机倒扣在桌面，铝箔药盒在震动中滑向桌沿。我伸手去拦，肘部撞翻水杯，清水顺着诊断单边缘蜿蜒而下，泡软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字样。纸面迅速皱缩，墨迹化开成一片混沌的灰。我盯着那团扩散的污渍，忽然想起大学解剖课上，教授用镊子夹起一块猪眼组织，指着视网膜说：“这里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出血时，人只会觉得眼前有黑影飘——可黑影底下，血管正一根根在坏死。”

    傍晚六点零七分，我站在“蓝调”咖啡店后巷口。巷子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青砖墙缝里钻出几簇野薄荷，汁液被夕阳晒得发亮。陈默的迈巴赫果然停在老位置，但车牌换成了沪A开头的陌生号码。我摸口袋里的钥匙串，冰凉金属硌着掌心——上周趁林薇去试婚纱时，我配了她公寓的备用钥匙。她家门锁是Yale智能锁，指纹识别率99.7%，但密码锁面板下方有个微小的应急孔，直径3.2毫米，恰好能塞进我钥匙串上那枚铜质袖扣的凸起棱角。

    右眼视野骤然暗了一块，像幕布垂落。我扶住砖墙，掌心蹭过粗粝苔藓，湿冷黏腻。巷子里传来高跟鞋敲击水泥地的声响，笃、笃、笃，节奏精准得像节拍器。林薇从拐角转出来，米色风衣下摆掠过脚踝，左手拎着LV新季手袋，右手无名指上钻戒折射出刺眼的光。她没看我，目光径直投向迈巴赫车窗，唇角弯起时露出左边虎牙——那是我给她挑婚戒时，她笑着咧嘴让我确认的角度。

    “监控修好了？”我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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