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开海，官府发放“船引”的规定中说：

    “贩番者，每岁给引，回还责道查覆，送院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覆.送院复查。”（《明经世文编》）从这一规定可见，除漳泉两府的百姓外，福建的福州和福宁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发放范围之外，要不这一制度中就不会载明“贩广、浙、福州、福宁者，季终食道查复，送院复查”了。只有漳、泉两府通番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其它地区人民都未包括在这一通番的合法范围之内。

    浙江商民如果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罗、吕宋等地卖丝织品，虽然一定会获利丰厚，但回国后则完全可能被以“通番律”论罪。

    当下这些聚集在杭州城东忠清里丝绸行会的商人们，大多是徽商，其余的是浙江本地商人。虽然徽商浙商曾经是私人海外贸易亦商亦盗的先驱者，但经历了“嘉靖大倭寇”时期的重大打击，已经没有几个浙商还敢去海上冒险了。在明朝，中国沿海海上运输业是完全萎缩了的。所以，把生丝由浙江从海上运到广州澳门去这种事，已经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能力了。

    福建佬杨才莆是曾家在商界的老朋友，曾景山一到杭州就把收购生丝的事委托给了他，然后，拉着尹峰立刻去了南京。杨才莆其实也是个胆大包天的商人，在尹峰原时空的历史中，他和丝绸行会会头张玉宇等人，后来曾经合伙去日本贩卖杭州细绢，一次获利至4倍。但他此刻也不清楚，曾家那个神秘的尹掌柜将如何把收购到的货运出浙江，然后运到澳门。

    其实尹峰此刻也不太清楚，他原先想好好参观一下故乡杭州此时的美景，但只待了一天就被曾景山硬是拖到了船上，沿着运河前往南京。到了南京，也没时间浏览一下秦淮河的良辰美景和风花雪月，又被曾景山拖着每天去镇守太监的衙门外候着。连续三天的无聊等候后，有一个书办终于出来接见了他们俩。这个小小的书办就是曾景山所谓的南京守备太监处的关系。

    然后，两天后，曾景山陪着尹峰又打点了几处衙门后，拉着尹峰又赶回了杭州。尹峰是在离开南京的那天去了罗寺湾公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住所。这里就是以后的南京石鼓路112号的石鼓教堂。

    但是，尹峰带着马加罗找到这里时，这里只有几个中国教徒在留守。半个月前，利玛窦本人和传教士巴拉达斯在万历二十八年的四月初五日，也就是公元1600年的5月18日离开南京，前往京师去了。

    没能和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会面，尹峰有着深深的遗憾。也有一份窃喜，黑人马加罗又可以继续做他仆人一段时间了。他给利玛窦留了信，简单说明了一下事实，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南京。

    曾景山四处收货的时候，保持低调神秘状态的尹峰在完成他的书：《东西洋纪行》，同时成了好字号兼职的账房先生。因为尽量减少出外见客，他就以二掌柜身份去商行各处转悠，偶然发现好字号的记账方式还没采用借贷记账法，每笔帐都得记录多次以供查对。他一时兴起，把后世借贷记账法的基础部分拿了出来，教给那些账房先生。

    他怎么知道这些会计原理的？很简单，因为他的父母全是会计，从小熏陶的结果而已。

    结果，从六月到八月，他都在账房内忙碌，教授借贷记账法，算账，查账，把好字号前5年的帐全查了一遍；他以前从来不愿和数字打交道，现在可好，天天和数字打交道，而且还是中文数字。最后他是在烦不过，借口要印刷自己的书，逃离了账房。

    八月份，终于货收齐了。秋季的西北季风即将来到，该是出海的时候了。

    他完全没料到，近百车的货是通过浙江昌国水营备倭把总下辖的船只出海的。

    曾家和南京镇守太监手下那个曾姓小书办是远亲，通过他查到了十多年前曾经和曾家有过走私贸易往来的，原福建海备道下辖的小哨官罗庆已经调任昌国水营备倭把总。原先曾家只知道罗庆调到了浙江，这种关系是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的，但现在因为尹峰的出现，以及尹峰的冒险商业计划的实施，需要这层关系了。于是有了尹峰的南京之行，由南京兵部关系查到了罗庆的具体调任单位，然后一切就靠钱和关系搞定了。

    昌国就是舟山，在明初信国公汤和巡海之时，于洪武十九年废昌国县，并按照“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将舟山岛的县城和德行、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岛屿的居民全部徙往大陆，造成万多人流离失所，这是舟山历史上的大事。因后世官府的文书档案散佚，地方志书又不敢议论当朝的过失，所以留下可供研究当时海禁徙民及其给舟山百姓带来灾难的史料甚少，所以尹峰也并不太了解这个时代舟山的情况。他的脑海中的舟山还是穿越前的旅游胜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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